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shù)木嚯x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zhàn)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F(xiàn)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zhàn)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tài)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xiàn)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tǒng)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fā)現(xiàn)的和諧聯(lián)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一性一。歷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一性一,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①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斗爭。
①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除小說創(chuàng)作外,他也從事社會歷史研究。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韌得到開戰(zhàn)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fā)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shù)囊路!”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zhàn)后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發(fā),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一性一。
戰(zhàn)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zhèn)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yī)科,醫(y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jiān)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并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只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么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戰(zhàn)爭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于我們大多數(shù)的學生,我們對于戰(zhàn)爭所抱的態(tài)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蕪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zhàn),據(jù)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英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zhàn)爭的故事,把旁邊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英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里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搏節(jié),試行配繪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癥。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忒啦啦啪啪”像荷時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大小一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萊,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一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jiān)聽見歌聲,大大地發(fā)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xiāng)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里,心里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么,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里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凈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一一,電車里面,也是太一一――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么?可是,與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么好處呢?有人大聲發(fā)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lián)洌榈囊宦,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并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一個大一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伙被拾進來了,褲子卷上去,稍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xiàn)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里!
開門!開門!”不怪里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里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人,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后是否短了幾只,不得而知。飛機繼續(xù)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黃昏后回到軍營里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么,沒聽見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畫的先后),一愛一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yǎng)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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