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同學們,大家好,我是XXX。XXX同學說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以說出自己內(nèi)心真實的想法,所以今天的演講并不是完全“聽將令”的。百年之后的今天,“五四”依然是一個并不輕松的話題,談論“五四”,也是一件榮幸卻又真的使人非常慚愧的事。我有時候覺得,許多年輕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精神上仿佛不是年輕的,而是過早成熟甚至衰老的,有時我甚至不由得會非常懷念那個青春的時代。
近代以來,西方工業(yè)文明的擴張使中西交流與碰撞變得難以回避,中國不再是文化圈的中心、天朝上國,而僅僅是地球上民族國家的一員,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管我們愿不愿意,始終都是要面對的。南大的南帆老師認為,孔子屬于我們的民族文化,橫眉怒斥孔孟之道的魯迅也屬于我們的民族文化;北大的陳平原老師也說,“傳統(tǒng)”不應該單指遙遠的過去,晚清以來的中華文化、思想、學術,特別是“五四”,本身已經(jīng)構成了一種“傳統(tǒng)”。當然,這里的傳統(tǒng)既是繼承的對象,也是批判的對象,不過或許我們會疑問,為什么學界一直都有重返“五四”或回到“五四”的聲音?我覺得這不僅僅是現(xiàn)當代面對古典文學學科壓力下的一種策略性表述,而是說回顧歷史,“五四”的確有不斷挖掘與對話的價值。當然,這里說的“五四”是廣義的,不僅限于1919年5月4日的那場學生運動。
從“天不變,道亦不變”到“從來如此,便對么?”,提到“五四”,我們會自然地想到“民主”、“科學”、“個性解放”、“思想啟蒙”、“學生運動”等關鍵詞。去年,謝冕老師在武大“百年新詩三人談”的講座中也說:對于新詩,“五四”是一個爭取自由的開創(chuàng)性時代。我相信在中國這樣一個于“大一統(tǒng)”中負重前行的國家,“五四”“百家爭鳴”的狀態(tài)本身就足以讓人欣羨不已。
然而,對于“五四”的理解,卻不能簡單地作如是觀。實際上,歷史中各種各樣的話語都參與到了對“五四”的言說與建構當中。舉個例子,許多報刊在“五四”逢十周年刊登的紀念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政治的印記,比如1949年,《人民日報》根據(jù)《延座講話》的相關論述,強調(diào)五四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要繼承和發(fā)揚光榮傳統(tǒng),爭取解放戰(zhàn)爭最后的勝利;1969年,說的是要走“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兵相結(jié)合的道路,強調(diào)知識分子再教育,肯定無產(chǎn)階級大革命;1989年,強調(diào)發(fā)揚“五四”精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倡導黨與青年相互溝通和理解,安定團結(jié)、同舟共濟。也許這些表述或多或少偏離了“五四”的本來面目,但這種情況本身就足以說明“五四”與社會政治思潮之間的復雜性和曖昧性。
我們在學現(xiàn)當代文學時接觸過這樣的論述:30年代的左翼文學破壞了“五四”新文學“多元共生”的文學形態(tài),之后的解放區(qū)、十七年和文革文學徹底背離了“五四”傳統(tǒng),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文學則是對“五四”文學的全面回歸。
然而,這種論述是不是唯一正確的理解呢?比如,洪子誠老師認為,“五四”其實是20世紀中國文學走向“一體化”的起點。如果重新閱讀那一時期的理論文章,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五四”新文學的確通過斷裂與排斥的手段,表現(xiàn)出了對某種“理想”文學形態(tài)的規(guī)劃與實踐。在新文學打倒的列表里,有古典文學中的一部分、有鴛鴦蝴蝶、武俠言情等通俗小說,也有“學衡”等思想傾向較為保守的流派。另外,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新文化運動者們看來,文學并不具有某種自主性與獨立性,而是一種喚醒年輕人、追求民族國家獨立自強的工具。“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政治革命失敗后轉(zhuǎn)向思想文化革命的產(chǎn)物,連自由主義的胡適都說,《新青年》的理想就是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在思想文化等非政治領域中建設政治基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為藝術而藝術”的創(chuàng)造社,20年代末會迅速轉(zhuǎn)向左翼,直截了當?shù)靥岢鑫乃囀钦蔚墓ぞ摺?/p>
相較于古典文學研究而言,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探討,的確是不那么具有“文學性”的,甚至可以說,“五四”以來的許多作品和作家都天生地與政治結(jié)緣;蛟S我們會感到惋惜,因為這對作家和作品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限制了“五四”以來文學可能達到的高度。這一點,陳平原老師特別坦誠地說:相對于“古典文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不以深淵或優(yōu)美見長,而是略顯粗糙的。但他同時也指出,這種粗糙的文學卻是生氣淋漓的,與我們今天的生活經(jīng)驗和審美感受更為休戚與共。應當看到的是,“五四”以來的文化與政治實踐的確生氣淋漓地展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為時代變革所激起的奮斗與追求,百年“五四”的歷史,也是一部無數(shù)知識分子的夢想史、奮斗史與血淚史。對于這樣的歷史,我覺得應當有褒貶與反思,但不能缺乏基本的理解與同情。
說到這,我還想起朋友圈的一篇文章。里面有這樣一段話:
“告別革命”間或成為90年代一種深刻而可悲的社會共識。與“革命”同時遭到放逐的,是有關階級、平等的觀念及其討論。革命、社會平等的理想及其實踐,被簡單地等同于謊言、災難,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記憶。
面對90年代以來的“三農(nóng)”、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差異巨大、娛樂至死、人文精神缺失等問題,有時候我會想,“啟蒙”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不太成功的中國經(jīng)驗、社會主義經(jīng)驗中是否也有應該值得重視的教訓與思想資源?
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后,5月4日被定為“五四文藝節(jié)”,這種將“五四”與激進的思潮相剝離的做法其實是耐人尋味的。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篇小說叫《冬夜》,里面說哈佛的一個美國學生,他把“五四”批判得體無完膚,認為那一代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造成了對傳統(tǒng)的斷裂和思想界的混亂。其實白先勇先生對新文學的功利主義文學觀是有諸多批評的,但他對于“五四”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充滿理想的精神追求依然選擇了一種守護的立場。
回望歷史,“五四”的確存在著許多天真乃至幼稚的想法,但從宏觀上來看,我覺得“五四”一代大膽變革、重估一切價值、不斷前行的精神氣質(zhì)是值得尊敬的。“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對于今天的許多現(xiàn)象,“五四”的批判性與戰(zhàn)斗性更顯得異?少F。
今天,“五四”仿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新時代的青年要傳承五四精神,發(fā)揚革命傳統(tǒng),為美好的明天而奮斗”,這樣的表述其實是很難有說服力的。我覺得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學生談論“五四”,并不意味著要對其作毫無保留的肯定,但也不能把“五四”當做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結(jié)論或宣傳式的口號(正如“民主”與“科學”不應該只是“五四”的口號一樣),而應該將其視為一個可以討論和思考的對象,以“重返”的方式參與到對“當今”社會和思想文化的探討當中。
盡管在探討的過程中依舊無法避免要“戴著鐐銬跳舞”,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拒絕反思的理由。實際上對于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來說,“五四”依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因為我們今天依舊處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晚清以來的政治、文化實踐依舊影響著我們當下的思想觀念和行動,歷史依舊沉重地壓在中國人身上,今天,我們依然能從祖父母輩、父母輩甚至我們自己身上體會到胡風所說的“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我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告別革命”卻又無法真正告別的時代,當下的中國也依然為著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問題所困擾。我相信大家的心靈多少都能感受到異域文化帶來的強烈震撼,感受到處在中西方文明夾縫之中的那種分裂感與不安全感。從這個角度來看,“五四”并不是起點,更不會是終點。
與古代相比,作為政治和文化運動的“五四”,在反思歷史和回應當下的問題上的確更為直接。并且,既然“五四”對于諸多問題的探討是膚淺、情緒化而淺嘗輒止的,那么觀察當今中國的許多問題,發(fā)現(xiàn)我們依舊沒有真正“走出”“五四”時,難免會感到分外沮喪和悲哀。有時甚至會想到魯迅的名言——“什么都要從新做過”、“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比如上個月學校里的“國學大師”講座事件,以及網(wǎng)絡上頻頻曝出的“女德班”,就是對百年以前“五四”提倡女性解放、反對愚昧的深刻反諷。
今年“三八”節(jié)前后,楊老師說朋友圈里一位前輩的話讓她非常感動,她說很多“她們”不可能成為“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一生都要為生活奔波。那占有了資源、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精英的“我們”,可不可以改變自己,不要自憐、去做一些事情呢?
這段話也讓我很感動,我覺得人在年輕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有改變世界的沖動。有時候,面對社會上各種無形的阻礙,真會有種走入了“無物之陣”的感覺。但“有一份熱,發(fā)一份光”,真的比純粹的自憐和發(fā)泄更重要。魯迅先生有很多“黑暗面”,他在彷徨與懷疑中前進、在反抗絕望中戰(zhàn)斗、在不斷進行自我批判的同時堅持啟蒙,這種態(tài)度與實踐更能讓人從中獲得力量,“于無所希望中得救”比烏托邦的空幻理想更能讓人信服。
因此,對于百年“五四”的思考和自我反省,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關切到我們每個人的一件事。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中國,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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