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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乃致治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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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乃致治之本

  隨著時代的變遷,誠信日益成為約束社會、經(jīng)濟規(guī)范運行的重要因素,而官吏的誠信品德則尤為全社會所關(guān)注。如何培養(yǎng)誠信官德?立足國情,大力弘揚中華文明重視誠信官德養(yǎng)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中國傳統(tǒng)官德中,誠信一直為人們格外看重

  孔子在論及從政道德時,非常強調(diào)為官誠信!墩撜Z·為政》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是因為,“行政權(quán)力支配社會”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極為重要的特點之一,而行政權(quán)力的主體是專制國家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官吏是社會舞臺上的“主角”,官德是社會的主體道德,官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

  官德,一般是指從政者的道德原則和道德品質(zhì)。人們往往把德治、官德看作是國家興亡的重大問題。《尚書》提出:“德惟治,否德亂。”《論語·為政》也強調(diào):“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漢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再三說:“以德為國者,甘于飴蜜,固于膠漆。”這種思想一直延續(xù)至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曾明確指出:“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而道德對國家政治的作用要靠為政者去實踐。因此,官德的確是關(guān)系國家興衰存亡的大問題。官德的內(nèi)涵十分豐富,諸如為民、公正、勤政、廉潔等,而這一切又都離不開誠與信。正因為如此,以培養(yǎng)官德為己任的孔子才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為志,以“文、德、忠、信”為教,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為訓導弟子之方,以“恭、寬、信、敏、惠”為行仁之德,以“主忠信”為交友之道。簡言之,誠與信既是官德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其它官德賴以存在的基石。

  誠信是立國安邦之本

  《論語·顏淵》記載了子貢與孔子的一段精彩對話。在對話中,孔子將誠信上升到立國之本的高度:“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孔子看來,糧食充足,武備修整,百姓信任政府,是治理好國家的三個要素,而這三要素中,百姓的信任最重要,因為一旦失去百姓信任,國家即難以維持了。

  《呂氏春秋·貴信》亦反復強調(diào)誠信于國家安危的重要性:“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信,誰人不親……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六合之內(nèi)皆為己府矣……天地之物畢為用矣……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誠信事關(guān)立國之本亦可從軍事上加以證明。軍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現(xiàn),是特殊的政治,軍事上的勝敗當然關(guān)系到國之安危。而欲在軍事上確保克敵制勝,必須恪守誠信道德!妒酚·孫子吳起列傳》曾以傳神之筆記載了孫武誅殺闔閭寵姬以立軍信的故事,結(jié)果孫武領(lǐng)兵治軍,令行禁止,所向披靡。三國時期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亦是為了嚴格信守軍法。孫武、諸葛亮殺人之舉,本質(zhì)上是為了樹立必要的信譽,以防軍紀渙散,有令不行。由此可見,誠信于治軍進而于治國安邦確很重要。

  誠信是有效行政之關(guān)鍵

  先秦著名思想家荀況從國家強弱的角度,突出了誠信原則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他說:“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國家在推行政令中的誠信度如何,與國家興衰強弱息息相關(guān)。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必然導致政令推行梗阻重重。

  孔子也高度重視行政誠信!墩撜Z·子路》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統(tǒng)治者重視禮節(jié),則百姓不敢怠慢;為政者做事以義,則百姓不敢不從;做官的人講求信譽,則百姓不敢說假話、做假事。如此,則四方百姓背著孩子來歸附。的確,中國古代官僚居于社會控制主體地位,其一言一行,足以影響全社會,即所謂“吏者,民之表也”。統(tǒng)治者帶頭講誠信,一層帶一層,層層作表率,則誠信之風必彌漫社會;反之,則奸詐虛偽之風必大行其道。

  漢代思想家荀悅提出,誠信是致治之本!渡觇b·政體》:“致治之術(shù),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他所提的“四患”是偽、私、放、奢。偽,即不誠信、作假、欺詐,會傷風敗俗,扭曲人性;私,即營私、謀取不義之財,會破壞法令,使國家失去控制;放,即放縱,會使禮儀名存實亡;奢,即奢侈享受,會使人欲泛濫。“五政”指的是“養(yǎng)生”“正俗”“彰化”“秉威”“統(tǒng)法”五項政事。荀悅堅信這樣一個道理:“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nèi)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在這一“為政之方”中,“行之以誠,守之以固”,堪稱典范。

  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認為,誠信為從政者必備素質(zhì),只有做到誠信,政治機制的運行才能穩(wěn)定而高效。作為統(tǒng)治者,誠信品德至關(guān)重要,即所謂“政莫大于信”。君主與各級行政官員的聲譽,“在于所信”,若“所信不信”,那就“終身不信矣”。

  普通百姓不講誠信,所影響者不過一家一人,而天下大小百官不誠不信,所危及者乃國家社稷。所以,誠信不僅僅是為官者個人品德修養(yǎng)的小事,而且是事關(guān)治國安邦、修齊治平、行政施令的大事。正因為如此,孔子才教學生以“文、行、忠、信”;武則天撰《臣軌》才專辟“誠信”一章;唐人吳兢編《貞觀政要》才有“誠信”篇;清順治帝撰《資政要覽》,亦不忘設(shè)“昭信”篇。由此可見,古人對誠信于政治、誠信于官德已經(jīng)有相當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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