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文化研究總結2

龜茲文化研究總結

在校領導統(tǒng)一領導下，歷史教研組進行了第二階段的研究刻苦專研工作，現(xiàn)將工作總結如下：新疆被譽為“歷史文化長廊”。在這片神秘遼闊的土地上，不僅有絢麗的自然風光，更有悠久的歷史文明。新疆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國在這里留下了悠長的歷史回音，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這里交匯，加之粗曠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創(chuàng)造出了謎一般的西域文明。從神秘的壁畫到草原的石人，從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樓蘭故城的澎湃氣勢，無一例外都讓人們感受到了絲路文明的魅力并給予內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鎮(zhèn)龜茲作為傳承東方佛教文化的關鍵節(jié)點，以龜茲石窟、龜茲樂舞為代表，成為新疆西域文明的見證和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和中原文化為一體，具有濃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龜茲石窟群比較集中，洞窟形制類型完備，壁畫題材內容豐富，隨著佛教東漸而出現(xiàn)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記清晰可現(xiàn)，對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藝術的發(fā)展有著深遠影響。龜茲石窟壁畫不僅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亞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聯(lián)系中亞和東方佛教文化藝術的橋梁和紐帶。龜茲文化的歷史背景：

龜茲古國是古代西域之大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沖，連接東西方之貿易，傳載東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經濟、文化歷史上占據(jù)著重要位置�，F(xiàn)今這里保存著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羅、龜茲、吐番、中原漢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遺存，對研究、發(fā)掘龜茲石窟的文化藝術內涵，以及對中亞、西亞乃至東亞古代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意義。早在公元三世紀時，佛教就經絲綢之路傳至絲路重鎮(zhèn)龜茲，并在龜茲地區(qū)廣為傳布，僧俗造寺、開窟、塑像、繪畫、供佛等活動已很頻繁。據(jù)文獻記載，到了公元四世紀時，龜茲佛教已達到十分興盛的程度，成為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這一時期，在龜茲還出現(xiàn)了不少高僧大德，對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鳩摩羅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經途經龜茲時，龜茲佛教已是“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切有部”、“每歲秋分數(shù)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鳩摩羅什（334～413年），又譯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師徒所譯經論《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維摩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十誦論》等共74部384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tǒng)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了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后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在中國譯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東南亞及歐洲也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

龜茲文化就是以古代龜茲地區(qū)為中心，融匯東西方文化特點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龜茲文化曾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古龜茲國曾被譽為“西域佛都”、“西域樂都”，孕育出的龜茲石窟藝術、龜茲樂舞曾廣泛影響了中原和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其中龜茲石窟被譽為“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龜茲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鎮(zhèn)，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節(jié)點，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是古代龜茲國遺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龜茲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保存著古代佛教藝術在我國形成、發(fā)展和流傳演變的清晰脈絡，而且對于中國佛教史、美術史、美學理論和古龜茲的社會、歷史、經濟等領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價值。

龜茲石窟處在蔥嶺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東諸石窟群之間，其中以克孜爾石窟作為龜茲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畫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蘇地區(qū)庫車縣、拜城縣、新和縣境內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托乎拉克艾肯、臺臺兒、溫巴什、瑪扎巴赫、阿艾等九處石窟群構成，保存洞窟總計達600余個，壁畫近兩萬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處石窟全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為國家首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克孜爾石窟始鑿于公元3世紀末至公元四世紀初葉。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國地理位置最西、開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爾千佛洞167號石窟的窟頂共有七層，被學術界稱為七層復斗頂，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洞窟。克孜爾石窟壁畫大致分為佛教故事畫，佛經敘事畫，佛教人物畫，以及龜茲西域的山水、飛天像等�？俗螤柺�窟類型可分為支提窟、講經窟、毗訶羅窟、倉庫窟等類型，還有149個未定型窟。龜茲石窟在本地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因素，逐漸發(fā)展，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極具地方特色的龜茲石窟藝術模式。在傳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時，根據(jù)本地巖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創(chuàng)造出別具一格的“龜茲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條件巧妙結合的產物，這是佛教藝術史上的一大貢獻。

龜茲石窟保存有婆羅謎文、漢文、回鶻文、突厥文和察合臺文等文字。其中婆羅謎文字題記保存著

大量的古代歷史信息，對其解讀將為龜茲石窟的研究揭開新的一頁。大量的漢文題記以及出土的漢錢、唐幣等文物是研究中原與龜茲關系的重要資料，從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與內地人民有著密切交往，共同創(chuàng)造了祖國燦爛的文化。天山網訊疆被譽為“歷史文化長廊”。在這片神秘遼闊的土地上，不僅有絢麗的自然風光，更有悠久的歷史文明。新疆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國在這里留下了悠長的歷史回音，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這里交匯，加之粗曠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創(chuàng)造出了謎一般的西域文明。從神秘的壁畫到草原的石人，從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樓蘭故城的澎湃氣勢，無一例外都讓人們感受到了絲路文明的魅力并給予內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鎮(zhèn)龜茲作為傳承東方佛教文化的關鍵節(jié)點，以龜茲石窟、龜茲樂舞為代表，成為新疆西域文明的見證和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和中原文化為一體，具有濃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龜茲石窟群比較集中，洞窟形制類型完備，壁畫題材內容豐富，隨著佛教東漸而出現(xiàn)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記清晰可現(xiàn)，對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藝術的發(fā)展有著深遠影響。龜茲石窟壁畫不僅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亞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聯(lián)系中亞和東方佛教文化藝術的橋梁和紐帶。龜茲文化源遠流長

龜茲古國是古代西域之大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沖，連接東西方之貿易，傳載東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經濟、文化歷史上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現(xiàn)今這里保存著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羅、龜茲、吐番、中原漢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遺存，對研究、發(fā)掘龜茲石窟的文化藝術內涵，以及對中亞、西亞乃至東亞古代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意義。早在公元三世紀時，佛教就經絲綢之路傳至絲路重鎮(zhèn)龜茲，并在龜茲地區(qū)廣為傳布，僧俗造寺、開窟、塑像、繪畫、供佛等活動已很頻繁。據(jù)文獻記載，到了公元四世紀時，龜茲佛教已達到十分興盛的程度，成為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這一時期，在龜茲還出現(xiàn)了不少高僧大德，對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鳩摩羅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經途經龜茲時，龜茲佛教已是“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切有部”、“每歲秋分數(shù)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薄ｘF摩羅什（334～413年），又譯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師徒所譯經論《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維摩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十誦論》等共74部384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tǒng)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了新的境界�？傮w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后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在中國譯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東南亞及歐洲也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

龜茲文化就是以古代龜茲地區(qū)為中心，融匯東西方文化特點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龜茲文化曾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古龜茲國曾被譽為“西域佛都”、“西域樂都”，孕育出的龜茲石窟藝術、龜茲樂舞曾廣泛影響了中原和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其中龜茲石窟被譽為“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龜茲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鎮(zhèn)，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節(jié)點，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是古代龜茲國遺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龜茲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保存著古代佛教藝術在我國形成、發(fā)展和流傳演變的清晰脈絡，而且對于中國佛教史、美術史、美學理論和古龜茲的社會、歷史、經濟等領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價值。

龜茲石窟處在蔥嶺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東諸石窟群之間，其中以克孜爾石窟作為龜茲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畫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蘇地區(qū)庫車縣、拜城縣、新和縣境內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托乎拉克艾肯、臺臺兒、溫巴什、瑪扎巴赫、阿艾等九處石窟群構成，保存洞窟總計達600余個，壁畫近兩萬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處石窟全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為國家首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克孜爾石窟始鑿于公元3世紀末至公元四世紀初葉。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國地理位置最西、開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俗螤柷Х鸲�167號石窟的窟頂共有七層，被學術界稱為七層復斗頂，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洞窟。克孜爾石窟壁畫大致分為佛教故事畫，佛經敘事畫，佛教人物畫，以及龜茲西域的山水、飛天像等。克孜爾石窟類型可分為支提窟、講經窟、毗訶羅窟、倉庫窟等類型，還有149個未定型窟。龜茲石窟在本地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因素，逐漸發(fā)展，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極具地方特色的龜茲石窟藝術模式。在傳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時，根據(jù)本地巖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創(chuàng)造出別具一格的“龜茲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條件巧妙結合的產物，這是佛教藝術史上的一大貢獻。

龜茲石窟保存有婆羅謎文、漢文、回鶻文、突厥文和察合臺文等文字。其中婆羅謎文字題記保存著

大量的古代歷史信息，對其解讀將為龜茲石窟的研究揭開新的一頁。大量的漢文題記以及出土的漢錢、唐幣等文物是研究中原與龜茲關系的重要資料，從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與內地人民有著密切交往，共同創(chuàng)造了祖國燦爛的文化。方寸之間盡顯龜茲文化

近年來，隨著絲綢之路文化旅游的日益升溫，以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龜茲石窟逐步成為古龜茲地區(qū)旅游經濟發(fā)展的新亮點，龜茲石窟何時登上郵票這一文化載體，提升龜茲文化的藝術品位，擴大龜茲文化的宣傳面，自然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眾所周知，郵票是“國家名片”，它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和地理的“小型百科全書”，具有廣泛的宣傳作用。通過郵票這一有效載體，推介和弘揚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郵政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經過與阿克蘇地委、行署反復醞釀和多次研究，并共同向自治區(qū)黨委、人民政府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匯報，最終促成了由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主辦，阿克蘇地委、行署和新疆郵政公司承辦的龜茲郵票首發(fā)活動，形成了通過在全國范圍內發(fā)行《龜茲石窟壁畫》特種郵票廣泛宣傳龜茲文化的濃厚氛圍，對弘揚龜茲文化、推介新疆旅游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于今年7月6日在全國發(fā)行的《龜茲石窟壁畫》特種郵票共四枚，每枚面值1.2元。郵票規(guī)格：一、二圖為33×44毫米，三、四圖為44×33毫米；齒孔度數(shù)：一、二圖為13.5×13度，三、四圖為13×13.5度；整版枚數(shù)16枚，規(guī)格為165×220毫米。四枚郵票題材分別為“菩薩”、“護法天王”、“飛天”、“彌勒說法”，代表了龜茲石窟壁畫藝術的精髓。這四枚郵票極富代表性，其中“菩薩”代表石窟中所反映的佛教萬神殿中的絕大多數(shù)神祗。在這些形象中，即可見屬于小乘系統(tǒng)的彌勒菩薩，又可見屬于大乘系統(tǒng)的文殊菩薩、觀音菩薩等等，充分顯示了龜茲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護法天王”又稱護法神，是佛教的護法者，擁護佛陀的正法。佛陀為顧慮末世會有誹謗正法、破壞寺塔者，就派請四大聲聞、十六阿羅漢等護持佛法，梵天、帝釋天、四天王、十二神將、二十八部眾等聽聞佛陀說法后，都誓愿護持正法，這些擁護佛法的眾神被稱為護法善神。隨著佛教的發(fā)展，護法神的隊伍不斷擴大，其來源多途，有的原為善神，但多數(shù)護法為兇神、惡神。護法神不僅充當守護佛教的職責，還負責保護眾生，具有息災、增益、敬愛、降伏等四種濟世功德�！帮w天”在龜茲壁畫中常表現(xiàn)為演奏樂器、表演舞蹈以及在空中飛翔散花等各種天人形象，出現(xiàn)在佛陀講經說法以及涅的場合被用以烘托氣氛。龜茲樂舞歷來繁榮發(fā)達，自南北朝以來在西域就聞名遐邇，此后歷代直到唐朝都是宮廷樂舞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典籍所記載的龜茲樂用的各種樂器在石窟壁畫中均可見到形象的資料，壁畫中大量的伎樂飛天形象是史實的真實寫照。“彌勒說法”中的彌勒是佛國世界的未來佛，在釋迦牟尼生前轉生兜率天宮，又下降到現(xiàn)實世界，在龍華樹下成佛，普渡眾生。彌勒兜率天宮說法圖大多出現(xiàn)在龜茲中心柱石窟主室前壁上部,與主室正壁圓拱龕內的釋迦牟尼主尊像遙相對應,與古代龜茲地區(qū)流行的小乘佛教有關,突出反映了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薩”的思想,彌勒是作為僅次于佛陀的形象而加以表現(xiàn)的。

龜茲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但它的主要內容，或者說它的核心與主流，卻是佛教文化。這樣說，并非因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歷史事實。當然我說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樣的佛教文化。由于龜茲民族是一個善于吸收、富于創(chuàng)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過程中，它融入了龜茲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說，這里的佛教文化，雖是伴隨印度佛教傳入而生成發(fā)展起來，但卻是有著龜茲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認為，現(xiàn)在說的龜茲文化，應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主要指歷史上新疆庫車地方政權龜茲國存在時期的文化。龜茲何時立國，文獻未載，不過，《漢書西域傳》已立有龜茲國專傳，不僅記載了龜茲都城、人口、兵員、官職，并講到它的疆界。從傳文所記內容看，至遲在公元前2世紀之時，龜茲大體上已是完整意義的國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紀中雖回鶻民族西遷，龜茲成為西州回鶻領地為止，以今庫車為中心，轄境包括輪臺、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蘇、溫宿和巴楚等縣市的龜茲國歷經1000多年。所謂龜茲文化，指的應是這一時期內生息繁衍在這一特定環(huán)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化。當然，也還要算上西州回鶻前期，即龜茲回鶻這一段。龜茲回鶻雖是西州回鶻下屬地方政權，但獨立性較強，首領自稱師子王。后期，龜茲回鶻逐漸脫離西州回鶻，歸附喀喇汗王朝，開始伊斯蘭化。這以后，就不屬于我們討論的龜茲文化范疇。也就是說，我們所討論是11世紀初以前的龜茲歷史文化，這是前提。對龜茲文化的概念，我覺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們的討論有個共識基礎。

眾所周知，自公元91年（東漢和帝永元三年）時任西域長史班超降服龜茲，廢龜茲王尤利多，立龜茲質子白霸為龜茲王，從此，龜茲進入白氏王朝（即龜茲王之名的頭一個字基本上都帶一個白或帛字。近有學者指出，按慣例，西域諸國通常是王子或王弟為質子，白霸既為尤利多為龜茲王時入侍漢廷的質子，則尤利多與白霸應屬同一氏族，亦為白姓龜茲王，龜茲白氏王朝至遲始于龜茲王白建，而這里仍按傳統(tǒng)說法敘述）。

白氏王朝有兩個突出方面：一是統(tǒng)治龜茲時間長。從白霸開始，一直延續(xù)到8世紀末（唐貞元四、五年間，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國途經龜茲時在位的龜茲王白環(huán)，長達近七百年。如此穩(wěn)定的王朝，出現(xiàn)在當時民族遷徙流動性大、王朝更迭頻繁的西域、中亞地區(qū)難能可貴，在我國歷史上也絕無僅有。二是白氏王朝歷代諸王大多對佛教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忱。佛教傳入龜茲究竟發(fā)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還是在之后，暫且不論，但從文獻記載看，他們對佛法的渴求，對高僧（包括外地來龜茲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們那份敬法重人的摯誠。這一現(xiàn)象，不能簡單地用習慣的宗教標準作評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熱，或者認為是要利用佛教以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理應回歸到當時龜茲社會現(xiàn)實來分析考慮。我以為，龜茲白氏王朝諸王帶頭崇尚佛教，是出于對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對當時一種嶄新文化的追求。因為在古代社會條件下，一個地區(qū)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為其表征的。這樣認識是否恰當，還可探討，但在他們倡導和影響之下，龜茲境內佛教長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榮。這不僅文獻有載，如今遺存在庫車、拜城一帶眾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當年龜茲佛教興盛的明證。龜茲回鶻在脫離西州回鶻、歸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樣信奉佛教，程度雖不及白氏王朝統(tǒng)治時期那樣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為主，開鑿在庫木吐喇石窟中的龜茲回鶻時期的窟，就是證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時，龜茲也曾有其他宗教流傳，如祆教，在龜茲就建有祭祀場所天祠。也發(fā)現(xiàn)有用龜茲文書寫的摩尼教贊美詩卷子。在龜茲文化形成當中，亦吸收融匯了各種外來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顯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這從龜茲石窟壁畫上即可強烈感受到。盡管龜茲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內容，異彩紛呈，錯綜復雜，但佛教始終占據(jù)主導地拉，佛教文化無疑是龜茲的主流文化，是龜茲文化的基本形態(tài)。這樣認為，也許有些過于絕對，但至少從目前揭示的龜茲文化的主要內容來看是這樣。

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也是一種文化最顯著的特征。龜茲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過多種民族語言文字。龜茲又是中原王朝統(tǒng)治西域的政治、軍事中心，漢語言文字曾相當通行，至今還能看到當年用漢文書寫的官府文書、借貸契約和摩崖石刻，這從一個側面可反映出龜茲與內地密切的政治關系。然而，20世紀初以來，經中外語言學家通過研究從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發(fā)現(xiàn)，這一帶最為通用的語言卻是吐火羅語。這種屬于印歐語系的語言，分為兩種方言。一種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稱作甲種吐火羅語或焉耆語，記錄的全部是佛典，特別是有關彌勒的經典很多。另一種則限于龜茲，稱作乙種吐火羅語或龜茲語。記錄的內容除佛典外，還有世俗文書。雖然焉耆龜茲語屬于吐火羅語甲乙兩種方言，但表述這種語言的文字，則是借用印度婆羅謎字母書寫。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條記載，龜茲“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就是指婆羅謎字母而言。龜茲語即是借用印度婆羅謎文字，顯然是伴隨佛教而輸入龜茲的。熟識情況的人都知道，龜茲佛教與印度貴霜王朝關系密切。20世紀初，在印度馬土臘曾出土一尊迦膩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羅謎字體鐫刻的銘文。而類似用婆羅謎字母拼寫自左到右橫行書寫的龜茲文題記，在龜茲石窟壁畫上為數(shù)不少，有的時間早到4世紀，這說明，龜茲語文極有可能在佛教傳入龜茲伊始即輸入龜茲。庫木吐喇石窟中的龜茲回鶻窟壁畫榜題多用龜茲文、漢文和回鶻文三種文字合壁書寫，表明有龜茲回鶻時期，雖然龜茲人種、語言逐漸回鶻化，但龜茲語文仍是通用的語言文字。歲月滄桑，龜茲語文這種古老語言文字雖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無人使用，但應成為我們不可忘卻的文化記憶。我國早期漢譯佛經有相當部分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由龜茲語文本轉譯過來，因此，它在佛教傳播上作出過貢獻，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尤為重要的，它作為龜茲文化的一種載體，為我們記錄、保存了大量有關龜茲文化的歷史信息，它的學術意義不亞于龜茲石窟壁畫。

龜茲樂舞是龜茲文化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也是歷年論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蓋面最廣的內容，幾乎成為龜茲文化的標志和代名詞。然而龜茲樂舞，是在龜茲本地音樂舞蹈基礎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樂舞長處，尤其是印度樂舞長處而創(chuàng)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樂舞體系。這自然亦是伴隨佛教傳入龜茲而逐漸形成完備的。

擴展閱讀：龜茲文化研究總結

龜茲文化研究總結

在校領導統(tǒng)一領導下，歷史教研組進行了第二階段的研究刻苦專研工作，現(xiàn)將工作總結如下：新疆被譽為“歷史文化長廊”。在這片神秘遼闊的土地上，不僅有絢麗的自然風光，更有悠久的歷史文明。新疆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國在這里留下了悠長的歷史回音，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這里交匯，加之粗曠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創(chuàng)造出了謎一般的西域文明。從神秘的壁畫到草原的石人，從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樓蘭故城的澎湃氣勢，無一例外都讓人們感受到了絲路文明的魅力并給予內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鎮(zhèn)龜茲作為傳承東方佛教文化的關鍵節(jié)點，以龜茲石窟、龜茲樂舞為代表，成為新疆西域文明的見證和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和中原文化為一體，具有濃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龜茲石窟群比較集中，洞窟形制類型完備，壁畫題材內容豐富，隨著佛教東漸而出現(xiàn)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記清晰可現(xiàn)，對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藝術的發(fā)展有著深遠影響。龜茲石窟壁畫不僅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亞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聯(lián)系中亞和東方佛教文化藝術的橋梁和紐帶。龜茲文化的歷史背景：

龜茲古國是古代西域之大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沖，連接東西方之貿易，傳載東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經濟、文化歷史上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現(xiàn)今這里保存著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羅、龜茲、吐番、中原漢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遺存，對研究、發(fā)掘龜茲石窟的文化藝術內涵，以及對中亞、西亞乃至東亞古代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意義。早在公元三世紀時，佛教就經絲綢之路傳至絲路重鎮(zhèn)龜茲，并在龜茲地區(qū)廣為傳布，僧俗造寺、開窟、塑像、繪畫、供佛等活動已很頻繁。據(jù)文獻記載，到了公元四世紀時，龜茲佛教已達到十分興盛的程度，成為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這一時期，在龜茲還出現(xiàn)了不少高僧大德，對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鳩摩羅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經途經龜茲時，龜茲佛教已是“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切有部”、“每歲秋分數(shù)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薄ｘF摩羅什（334～413年），又譯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師徒所譯經論《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維摩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十誦論》等共74部384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tǒng)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了新的境界�？傮w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后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在中國譯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東南亞及歐洲也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

龜茲文化就是以古代龜茲地區(qū)為中心，融匯東西方文化特點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龜茲文化曾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古龜茲國曾被譽為“西域佛都”、“西域樂都”，孕育出的龜茲石窟藝術、龜茲樂舞曾廣泛影響了中原和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其中龜茲石窟被譽為“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龜茲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鎮(zhèn)，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節(jié)點，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是古代龜茲國遺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龜茲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保存著古代佛教藝術在我國形成、發(fā)展和流傳演變的清晰脈絡，而且對于中國佛教史、美術史、美學理論和古龜茲的社會、歷史、經濟等領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價值。

龜茲石窟處在蔥嶺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東諸石窟群之間，其中以克孜爾石窟作為龜茲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畫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蘇地區(qū)庫車縣、拜城縣、新和縣境內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托乎拉克艾肯、臺臺兒、溫巴什、瑪扎巴赫、阿艾等九處石窟群構成，保存洞窟總計達600余個，壁畫近兩萬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處石窟全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為國家首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克孜爾石窟始鑿于公元3世紀末至公元四世紀初葉。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

右，是中國地理位置最西、開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克孜爾千佛洞167號石窟的窟頂共有七層，被學術界稱為七層復斗頂，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洞窟�？俗螤柺�窟壁畫大致分為佛教故事畫，佛經敘事畫，佛教人物畫，以及龜茲西域的山水、飛天像等�？俗螤柺�窟類型可分為支提窟、講經窟、毗訶羅窟、倉庫窟等類型，還有149個未定型窟。龜茲石窟在本地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因素，逐漸發(fā)展，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極具地方特色的龜茲石窟藝術模式。在傳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時，根據(jù)本地巖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創(chuàng)造出別具一格的“龜茲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條件巧妙結合的產物，這是佛教藝術史上的一大貢獻。

龜茲石窟保存有婆羅謎文、漢文、回鶻文、突厥文和察合臺文等文字。其中婆羅謎文字題記保存著大量的古代歷史信息，對其解讀將為龜茲石窟的研究揭開新的一頁。大量的漢文題記以及出土的漢錢、唐幣等文物是研究中原與龜茲關系的重要資料，從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與內地人民有著密切交往，共同創(chuàng)造了祖國燦爛的文化。天山網訊疆被譽為“歷史文化長廊”。在這片神秘遼闊的土地上，不僅有絢麗的自然風光，更有悠久的歷史文明。新疆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西域三十六國在這里留下了悠長的歷史回音，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和中原文化在這里交匯，加之粗曠豪放的草原游牧文化，創(chuàng)造出了謎一般的西域文明。從神秘的壁畫到草原的石人，從魔鬼城的五彩地貌到樓蘭故城的澎湃氣勢，無一例外都讓人們感受到了絲路文明的魅力并給予內心深深的震撼。古西域重鎮(zhèn)龜茲作為傳承東方佛教文化的關鍵節(jié)點，以龜茲石窟、龜茲樂舞為代表，成為新疆西域文明的見證和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和中原文化為一體，具有濃郁的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龜茲石窟群比較集中，洞窟形制類型完備，壁畫題材內容豐富，隨著佛教東漸而出現(xiàn)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記清晰可現(xiàn)，對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藝術的發(fā)展有著深遠影響。龜茲石窟壁畫不僅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亞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聯(lián)系中亞和東方佛教文化藝術的橋梁和紐帶。龜茲文化源遠流長

龜茲古國是古代西域之大國，地處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沖，連接東西方之貿易，傳載東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經濟、文化歷史上占據(jù)著重要位置�，F(xiàn)今這里保存著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羅、龜茲、吐番、中原漢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遺存，對研究、發(fā)掘龜茲石窟的文化藝術內涵，以及對中亞、西亞乃至東亞古代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意義。早在公元三世紀時，佛教就經絲綢之路傳至絲路重鎮(zhèn)龜茲，并在龜茲地區(qū)廣為傳布，僧俗造寺、開窟、塑像、繪畫、供佛等活動已很頻繁。據(jù)文獻記載，到了公元四世紀時，龜茲佛教已達到十分興盛的程度，成為西域佛教的一個中心。這一時期，在龜茲還出現(xiàn)了不少高僧大德，對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鳩摩羅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經途經龜茲時，龜茲佛教已是“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教說，切有部”、“每歲秋分數(shù)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鳩摩羅什（334～413年），又譯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師徒所譯經論《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維摩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十誦論》等共74部384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tǒng)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了新的境界�？傮w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后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在中國譯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在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東南亞及歐洲也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

龜茲文化就是以古代龜茲地區(qū)為中心，融匯東西方文化特點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龜茲文化曾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古龜茲國曾被譽為“西域佛都”、“西域樂都”，孕育出的龜茲石窟藝術、龜茲樂舞曾廣泛影響了中原和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其中龜茲石窟被譽為“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龜茲石窟的形成及形式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鎮(zhèn)，中西方文明和文化的節(jié)點，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是古代龜茲國遺留佛教石窟群的集中地。龜茲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保存著古代佛教藝術在我國形成、發(fā)展和流傳演變的清晰脈絡，而且對于中國佛教史、美術史、美學理論和古龜茲的社會、歷史、經濟等領

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價值。

龜茲石窟處在蔥嶺以西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和新疆以東諸石窟群之間，其中以克孜爾石窟作為龜茲石窟典型代表，它保存有早期壁畫的洞窟和大像窟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巴米羊。它包括阿克蘇地區(qū)庫車縣、拜城縣、新和縣境內的石窟群，主要由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托乎拉克艾肯、臺臺兒、溫巴什、瑪扎巴赫、阿艾等九處石窟群構成，保存洞窟總計達600余個，壁畫近兩萬平方米。截止201*年6月，上述九處石窟全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石窟在1961年就被列為國家首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克孜爾石窟始鑿于公元3世紀末至公元四世紀初葉。早期洞窟年代至少要比敦煌莫高窟早一百年左右，是中國地理位置最西、開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俗螤柷Х鸲�167號石窟的窟頂共有七層，被學術界稱為七層復斗頂，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洞窟�？俗螤柺�窟壁畫大致分為佛教故事畫，佛經敘事畫，佛教人物畫，以及龜茲西域的山水、飛天像等�？俗螤柺�窟類型可分為支提窟、講經窟、毗訶羅窟、倉庫窟等類型，還有149個未定型窟。龜茲石窟在本地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因素，逐漸發(fā)展，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極具地方特色的龜茲石窟藝術模式。在傳承佛教文化、模仿印度支提窟的同時，根據(jù)本地巖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創(chuàng)造出別具一格的“龜茲式”中心柱窟，是佛教理念和自然條件巧妙結合的產物，這是佛教藝術史上的一大貢獻。

龜茲石窟保存有婆羅謎文、漢文、回鶻文、突厥文和察合臺文等文字。其中婆羅謎文字題記保存著大量的古代歷史信息，對其解讀將為龜茲石窟的研究揭開新的一頁。大量的漢文題記以及出土的漢錢、唐幣等文物是研究中原與龜茲關系的重要資料，從中可看出新疆各族人民很早以前就與內地人民有著密切交往，共同創(chuàng)造了祖國燦爛的文化。方寸之間盡顯龜茲文化

近年來，隨著絲綢之路文化旅游的日益升溫，以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龜茲石窟逐步成為古龜茲地區(qū)旅游經濟發(fā)展的新亮點，龜茲石窟何時登上郵票這一文化載體，提升龜茲文化的藝術品位，擴大龜茲文化的宣傳面，自然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眾所周知，郵票是“國家名片”，它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和地理的“小型百科全書”，具有廣泛的宣傳作用。通過郵票這一有效載體，推介和弘揚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郵政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經過與阿克蘇地委、行署反復醞釀和多次研究，并共同向自治區(qū)黨委、人民政府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匯報，最終促成了由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主辦，阿克蘇地委、行署和新疆郵政公司承辦的龜茲郵票首發(fā)活動，形成了通過在全國范圍內發(fā)行《龜茲石窟壁畫》特種郵票廣泛宣傳龜茲文化的濃厚氛圍，對弘揚龜茲文化、推介新疆旅游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于今年7月6日在全國發(fā)行的《龜茲石窟壁畫》特種郵票共四枚，每枚面值1.2元。郵票規(guī)格：一、二圖為33×44毫米，三、四圖為44×33毫米；齒孔度數(shù)：一、二圖為13.5×13度，三、四圖為13×13.5度；整版枚數(shù)16枚，規(guī)格為165×220毫米。四枚郵票題材分別為“菩薩”、“護法天王”、“飛天”、“彌勒說法”，代表了龜茲石窟壁畫藝術的精髓。這四枚郵票極富代表性，其中“菩薩”代表石窟中所反映的佛教萬神殿中的絕大多數(shù)神祗。在這些形象中，即可見屬于小乘系統(tǒng)的彌勒菩薩，又可見屬于大乘系統(tǒng)的文殊菩薩、觀音菩薩等等，充分顯示了龜茲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白o法天王”又稱護法神，是佛教的護法者，擁護佛陀的正法。佛陀為顧慮末世會有誹謗正法、破壞寺塔者，就派請四大聲聞、十六阿羅漢等護持佛法，梵天、帝釋天、四天王、十二神將、二十八部眾等聽聞佛陀說法后，都誓愿護持正法，這些擁護佛法的眾神被稱為護法善神。隨著佛教的發(fā)展，護法神的隊伍不斷擴大，其來源多途，有的原為善神，但多數(shù)護法為兇神、惡神。護法神不僅充當守護佛教的職責，還負責保護眾生，具有息災、增益、敬愛、降伏等四種濟世功德�！帮w天”在龜茲壁畫中常表現(xiàn)為演奏樂器、表演舞蹈以及在空中飛翔散花等各種天人形象，出現(xiàn)在佛陀講經說法以及涅的場合被用以烘托氣氛。龜茲樂舞歷來繁榮發(fā)達，自南北朝以來在西域就聞名遐邇，此后歷代直到唐朝都是宮廷樂舞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典籍所記載的龜茲樂用的各種樂器在石窟壁畫中均可見到形象的資料，壁畫中大量的伎樂飛天形象是史實的真實寫照�！皬浝照f法”中的彌勒是佛國世界的未來佛，在釋迦牟尼生前轉生兜率天宮，又下降到現(xiàn)實世界，在龍華樹下成佛，普渡眾生。彌勒兜率天宮說法圖大多出現(xiàn)在龜茲中

心柱石窟主室前壁上部,與主室正壁圓拱龕內的釋迦牟尼主尊像遙相對應,與古代龜茲地區(qū)流行的小乘佛教有關,突出反映了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薩”的思想,彌勒是作為僅次于佛陀的形象而加以表現(xiàn)的。

龜茲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但它的主要內容，或者說它的核心與主流，卻是佛教文化。這樣說，并非因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歷史事實。當然我說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樣的佛教文化。由于龜茲民族是一個善于吸收、富于創(chuàng)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過程中，它融入了龜茲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梢哉f，這里的佛教文化，雖是伴隨印度佛教傳入而生成發(fā)展起來，但卻是有著龜茲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認為，現(xiàn)在說的龜茲文化，應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主要指歷史上新疆庫車地方政權龜茲國存在時期的文化。龜茲何時立國，文獻未載，不過，《漢書西域傳》已立有龜茲國專傳，不僅記載了龜茲都城、人口、兵員、官職，并講到它的疆界。從傳文所記內容看，至遲在公元前2世紀之時，龜茲大體上已是完整意義的國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紀中雖回鶻民族西遷，龜茲成為西州回鶻領地為止，以今庫車為中心，轄境包括輪臺、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蘇、溫宿和巴楚等縣市的龜茲國歷經1000多年。所謂龜茲文化，指的應是這一時期內生息繁衍在這一特定環(huán)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化。當然，也還要算上西州回鶻前期，即龜茲回鶻這一段。龜茲回鶻雖是西州回鶻下屬地方政權，但獨立性較強，首領自稱師子王。后期，龜茲回鶻逐漸脫離西州回鶻，歸附喀喇汗王朝，開始伊斯蘭化。這以后，就不屬于我們討論的龜茲文化范疇。也就是說，我們所討論是11世紀初以前的龜茲歷史文化，這是前提。對龜茲文化的概念，我覺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們的討論有個共識基礎。

眾所周知，自公元91年（東漢和帝永元三年）時任西域長史班超降服龜茲，廢龜茲王尤利多，立龜茲質子白霸為龜茲王，從此，龜茲進入白氏王朝（即龜茲王之名的頭一個字基本上都帶一個白或帛字。近有學者指出，按慣例，西域諸國通常是王子或王弟為質子，白霸既為尤利多為龜茲王時入侍漢廷的質子，則尤利多與白霸應屬同一氏族，亦為白姓龜茲王，龜茲白氏王朝至遲始于龜茲王白建，而這里仍按傳統(tǒng)說法敘述）。

白氏王朝有兩個突出方面：一是統(tǒng)治龜茲時間長。從白霸開始，一直延續(xù)到8世紀末（唐貞元四、五年間，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國途經龜茲時在位的龜茲王白環(huán)，長達近七百年。如此穩(wěn)定的王朝，出現(xiàn)在當時民族遷徙流動性大、王朝更迭頻繁的西域、中亞地區(qū)難能可貴，在我國歷史上也絕無僅有。二是白氏王朝歷代諸王大多對佛教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忱。佛教傳入龜茲究竟發(fā)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還是在之后，暫且不論，但從文獻記載看，他們對佛法的渴求，對高僧（包括外地來龜茲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們那份敬法重人的摯誠。這一現(xiàn)象，不能簡單地用習慣的宗教標準作評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熱，或者認為是要利用佛教以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理應回歸到當時龜茲社會現(xiàn)實來分析考慮。我以為，龜茲白氏王朝諸王帶頭崇尚佛教，是出于對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對當時一種嶄新文化的追求。因為在古代社會條件下，一個地區(qū)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為其表征的。這樣認識是否恰當，還可探討，但在他們倡導和影響之下，龜茲境內佛教長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榮。這不僅文獻有載，如今遺存在庫車、拜城一帶眾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當年龜茲佛教興盛的明證。龜茲回鶻在脫離西州回鶻、歸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樣信奉佛教，程度雖不及白氏王朝統(tǒng)治時期那樣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為主，開鑿在庫木吐喇石窟中的龜茲回鶻時期的窟，就是證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時，龜茲也曾有其他宗教流傳，如祆教，在龜茲就建有祭祀場所天祠。也發(fā)現(xiàn)有用龜茲文書寫的摩尼教贊美詩卷子。在龜茲文化形成當中，亦吸收融匯了各種外來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顯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這從龜茲石窟壁畫上即可強烈感受到。盡管龜茲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內容，異彩紛呈，錯綜復雜，但佛教始終占據(jù)主導地拉，佛教文化無疑是龜茲的主流文化，是龜茲文化的基本形態(tài)。這樣認為，也許有些過于絕對，但至少從目前揭示的龜茲文化的主要內容來看是這樣。

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也是一種文化最顯著的特征。龜茲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過多種民族語言文字。龜茲又是中原王朝統(tǒng)治西域的政治、軍事中心，漢語言文字曾相當通行，至今還能看到當年用漢文書寫的官府文書、借貸契約和摩崖石刻，這從一個側面可反映出龜茲與內地密切的政治關系。然而，20世紀初以來，經中外語言學家通過研究從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發(fā)現(xiàn)，這一帶最為通用的語言卻是吐火羅語。這種屬于印歐語系的語言，分為兩種方言。一種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稱作甲種吐火羅語或焉耆語，記錄的全部是佛典，特別是有關彌勒的經典很多。另一種則限于龜茲，稱作乙種吐火羅語或龜茲語。記錄的內容除佛典外，還有世俗文書。雖然焉耆龜茲語屬于吐火羅語甲乙兩種方言，但表述這種語言的文字，則是借用印度婆羅謎字母書寫。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條記載，龜茲“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就是指婆羅謎字母而言。龜茲語即是借用印度婆羅謎文字，顯然是伴隨佛教而輸入龜茲的。熟識情況的人都知道，龜茲佛教與印度貴霜王朝關系密切。20世紀初，在印度馬土臘曾出土一尊迦膩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羅謎字體鐫刻的銘文。而類似用婆羅謎字母拼寫自左到右橫行書寫的龜茲文題記，在龜茲石窟壁畫上為數(shù)不少，有的時間早到4世紀，這說明，龜茲語文極有可能在佛教傳入龜茲伊始即輸入龜茲。庫木吐喇石窟中的龜茲回鶻窟壁畫榜題多用龜茲文、漢文和回鶻文三種文字合壁書寫，表明有龜茲回鶻時期，雖然龜茲人種、語言逐漸回鶻化，但龜茲語文仍是通用的語言文字。歲月滄桑，龜茲語文這種古老語言文字雖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無人使用，但應成為我們不可忘卻的文化記憶。我國早期漢譯佛經有相當部分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由龜茲語文本轉譯過來，因此，它在佛教傳播上作出過貢獻，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尤為重要的，它作為龜茲文化的一種載體，為我們記錄、保存了大量有關龜茲文化的歷史信息，它的學術意義不亞于龜茲石窟壁畫。

龜茲樂舞是龜茲文化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也是歷年論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蓋面最廣的內容，幾乎成為龜茲文化的標志和代名詞。然而龜茲樂舞，是在龜茲本地音樂舞蹈基礎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樂舞長處，尤其是印度樂舞長處而創(chuàng)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樂舞體系。這自然亦是伴隨佛教傳入龜茲而逐漸形成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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