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哲學一書由傅佩榮所著，是他對儒家哲學的看法，大家有沒有讀過這本書？下面小編帶來的是先秦儒家哲學讀后感書評，大家可以來看看。

許多年前，一位臺灣青年到耶魯大學留學。他在跟一位神學院教授對話時說：“基督徒認為人有原罪，好像太消極了；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比較正面積極。”教授反問這位青年：“你們講人性本善，那中國有壞人嗎？”“有的。”“中國人會做壞事嗎？”“也會。”“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話，惡從哪里來？”

這一反問，問得青年啞口無言，發(fā)誓：“這一生如果不把儒家的人性論說清楚，誓不為人！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孔子、孟子這么好的思想，豈可讓人家一句話就問倒？”

這位立志要說清楚儒家人性論的青年就是傅佩榮先生。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近期出版了他的著作《先秦儒家哲學》。這本書是他在臺大講課稿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但基本涵蓋了他“鉆研西方哲學數(shù)十年后，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見解。

如何學習哲學？

在這本書中，他解讀了《論語》《孟子》《荀子》《大學》《中庸》《周易》等六部典籍，探討了儒家哲學研究方法、真假儒家、道、人性、天命、宗教觀等重大問題。

傅佩榮先生認為，認為哲學家的任務，是“澄清概念、設定判準、建構系統(tǒng)”，哲學應該被理解成“由人的理性出發(fā)，去尋找終極關懷的過程”。

他主張借鑒詮釋學方法重讀經(jīng)典，即讀一段文本、看一段新聞、聽別人說一段話，要經(jīng)過四個步驟，才能界定他的思想：第一，經(jīng)典究竟說什么？第二，經(jīng)典想要說什么？第三，經(jīng)典能夠說什么？最難的是第四步，經(jīng)典應該說什么？

他認為，只有先秦儒家哲學才是真正的儒家，荀學不是儒家，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也不是儒家。甚至認為，宋明學者的注解是學習孔孟思想的阻礙，弊多于利，因而主張回到孔孟原典。

精于考據(jù)，新見迭出

研究古典，考據(jù)功夫至關重要。凡學者想要提出見解，必須善于訓詁之學，字字有來歷，才敢提出新見解。

傅先生精于考據(jù)，屢有新見。如關于“束修”的解釋。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通常語文老師以朱熹注解為標準，解釋這句話為：“自己帶著十束肉干來找我的，我沒有不教的。”傅先生經(jīng)過考證指出：“束修”指十五歲，孔子的意思是說，十五歲以上的孩子沒有不教導的。

又如關于“傳不習”的解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朱熹注：“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傅先生分析前兩句，主語是“吾”，依朱熹所解，“傳不習”主詞變?yōu)?ldquo;老師”。他質疑：如此簡單的三句話，連主詞都無法統(tǒng)一，實在不太合理。所以，曾子所說的應為：我傳授給學生的，自己有沒有先實踐呢？這三句話都是以“我”為主詞，分別涉及三種對象：“為人謀”是針對長官或老板，“與朋友交”是針對朋友，“傳”是針對學生。這樣的解釋，就合理多了。

當然，傅佩榮先生考據(jù)成績，最得意的應該還是“人性向善”說。當年耶魯教授關于人性本善的反問，刺激他對儒家人性論做深度研究，發(fā)現(xiàn)人性本善、本惡的問題根本是個偽命題。

說人性本善或本惡，這種說法屬于“本質論”，犯了自然主義者的謬誤。所謂“善”，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系的實現(xiàn)，所以人跟人相處才有善惡的問題。孟子提到“善、不善”，都會加上“為”字，為善、為不善，明白表示“善”是行為的層次，但發(fā)動的力量是由內(nèi)而發(fā)的。傅佩榮先生指出，孟子說“性善”的真正意思，是說做善事不是別人叫“我”做的，而是真誠之后，這個自我要求的力量由內(nèi)而發(fā)，這就是“人性向善”。

為什么宋明理學講“人性本善”呢？簡單來說，就是為了對抗佛教、道教而提出的。佛教說性是空的，他們覺得有道理，但又不接受“空”，于是引述孟子的“性善”，以為人性是善的、人性本善，一路發(fā)展至今，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很少有人擺脫得了這個圈圈。

挑戰(zhàn)權威，不留情面

傅佩榮先生認為，秦以后就沒有真正的儒家存在了，“從鄭玄一路下來，到朱熹、王陽明，他們說的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有“脫離了帝王專制，才能學到真正的孔孟思想”。因而他在講學中對于權威往往直斥其謬。

他說朱熹：“其實朱熹注解《論語》的錯誤不可勝數(shù)。”他關于人性論的探討，其實主要是針對朱熹來商榷的。關于孟子的“四端”說，朱熹理解為人性本來就有“仁、義、禮、智”（善），表現(xiàn)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傅先生指出：“他（朱熹）的說法完全把孟子的意思顛倒了！學習文本的立場，是一定要尊重原典、尊重作者。”

在解說《大學》時，他指責朱熹“不但改變了《古本大學》的內(nèi)容順序，還為‘格物致知’補上了一段話。前面我們講了，他對‘格物致知’的看法難以自圓其說。所以，我們這里正本清源。”

他對導師方東美先生的治學之失也直言不諱，說他“從小念四書，必定是看朱熹的注解，接受了‘人性本善’的觀念，終身難以改變。他極力推崇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家思想，但沒有強調問題的核心。”“秦始皇以后的‘帝王專制’，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扭曲。真正的儒家、道家從秦始皇之后就失傳了，但是方老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學問帶點“俠氣”

喜歡金庸的讀者可能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傅佩榮先生也是一個金庸迷。他說：“我年輕時候曾經(jīng)七天七夜不睡看金庸的小說。不做一點瘋狂的事，怎么算是年輕人呢？我是指瘋狂地念書。”

因為捻熟金庸，所以在講課時也會隨時拿出金庸作比：“北宮黝更像一位俠客。選擇他這樣的做法一定要身強體壯，金庸小說里的武林高手可以這么做。”講《易經(jīng)》的時候，他說：“我最早聽到的《易經(jīng)》內(nèi)容，是在讀金庸時見到‘降龍十八掌’這個功夫，那是丐幫的鎮(zhèn)幫之寶；還有‘乾坤大挪移’，是明教的武功。當時真的以為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都是武功的招數(shù)，學了《易經(jīng)》之后，才知道這都是乾卦的內(nèi)容。”

或許正是因為喜歡金庸，沾染了一些“俠氣”，才有前面不懼權威，勇于創(chuàng)新的膽氣。

本書是作者由講課稿修訂、編成的，加之作者意在普及，因而語言通俗，淺顯易懂，凡是引用文字，都詳加解說；關鍵問題，多次重復、再三解釋，非常適合初學者和非專業(yè)的普通大眾來閱讀，是一本很好的先秦儒家哲學的普及讀物。

不過，傅佩榮先生直追孔孟，否定荀子以至宋明理學為儒家哲學，學術勇氣可嘉，但畢竟是一家之言。讀其書、學其法則可，若奉為真理則不必。畢竟任何一種學說，都要隨著時代變遷而豐富。因荀子以及宋明理學偏離孔孟一線，便將其一概否定，未免太過。這是需要讀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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