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遷人愛國奮斗先進事跡掀起了一股學習熱潮，引起廣大西安人和黨員干部的學習，作為新時代的干部，我們需要具備這種精神，為國家的未來而奮斗。下面給大家?guī)�來的是學習西遷人愛國奮斗先進事跡心得體會范文精選6篇。

篇一

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旨在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建設在全國展開。在這個背景下，當年包括交通大學在內(nèi)的一大批單位的西遷，改變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改變了西部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面貌。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正是因為像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yè)大學、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長安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等這樣一批一流大學堅持扎根西部，才為西部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教育基礎、科技基礎和人才基礎。

1955年4月，國家作出交通大學從上海內(nèi)遷西安的重大決定。擔任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彭康同志和領導班子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策，接到上級指示的當天，就開始研究和部署遷校工作。

1956年6月2日，交通大學西遷先遣隊出發(fā)。8月10日，第一批西遷師生和家屬從上海徐家匯踏上西去的專列。9月10日，交通大學借西安人民大廈的場地舉行了開學典禮，那時候學校還沒有完全建好，可是開學上課不能耽誤。

當時，西安的條件非常艱苦，全校師生和陜西省調(diào)集的2500余名建設者一起，夜以繼日苦干。僅僅一年時間，學校就完成了建設任務。學校沒有因遷校晚開一天學、少開一門課、遲開一個實驗。

交通大學西遷，是學校在黨的領導下，面向共和國未來的一次長征。西遷精神鑄就了中國知識分子愛國奮斗的精神豐碑。

今天，回望交大人西行的足跡，仍然令人心潮澎湃。彭康、鐘兆琳、陶文銓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深刻理解“愛國沒有選擇項”的豐富含義，毫不猶豫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業(yè)。

彭康校長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遷校時他已經(jīng)55歲，上級對他有新任命的考慮，家人勸他說西部艱苦，最好不去。他只回答了四個字：“我應該去。”就這樣，他率先垂范，親自踏勘校址，領導遷校，為西安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fā)展奮斗了15年，直到把忠骨埋在西部。

我國電機制造工業(yè)的開拓者、一級教授鐘兆琳先生，是錢學森的老師，也是開發(fā)大西北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西遷時，周恩來總理說，鐘先生年紀大了，就不必去了。但他還是把家人安頓在上海，孤身一人來到西安。他常常教導學生和青年教師要理解建設大西北的意義。鐘兆琳先生的一生都獻給了大西北建設，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還對開發(fā)大西北提出建議。

遷校時剛剛入職的青年教師盛劍霓，在晚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那時候生活盡管很艱苦，可我們的心情是愉快的，愉快了就感受不到艱苦，因為黨信任我們，信任產(chǎn)生力量，使所有的艱苦都能變成創(chuàng)造的愉快。”

當新中國建設發(fā)出召喚、當國家需要和個人命運面臨重大選擇的時刻，交大師生服從祖國需要，用實際行動書寫了“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tǒng)、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西遷精神。

西遷精神，鐫刻著交大人以興學強國為己任、為民族崛起和國家富強努力奮斗的堅定信念，蘊含著交大人飲水思源、愛國愛校、知恩圖報、服務人民的奉獻精神，展現(xiàn)著交大人腳踏實地、精益求精、不斷探索、奮發(fā)進取的創(chuàng)新精神。這是西安交大的價值坐標，是西安交大不斷探索、奮發(fā)進取的動力源泉。

交大師生說，“哪里有事業(yè)，哪里有愛，哪里就是家。”從改革開放以后的首批大學生到進入21世紀的新一代，涌現(xiàn)出一批又一批西遷精神的新傳人。他們有的放棄了留在沿海城市工作的機會來到西部，有的放棄了國外高薪回到西部。愛國、奮斗成為交大師生的行動自覺。

從砍柴娃成長起來的數(shù)學家徐宗本院士，有一個樸素的認識，交大是我們一點一滴、一代一代用汗水建設起來的，要把所有的力量都獻給交大；何雅玲院士被稱為女“拼命三郎”，學生們說她不在實驗室，就在去實驗室的路上；郭烈錦院士研發(fā)具有自主知識產(chǎn)權的“超臨界水蒸煤”技術，就是為了讓天更藍、水更清；青年學者葉凱破解鴉片罌粟封存億萬年的“基因密碼”，為造福人類健康作出貢獻；許領應用黃土地質災害機理與防控技術研究成果，為黃土高原防災減災提供科技支撐……這些在西遷精神激勵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個人理想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追夢征程，不僅在交大這個創(chuàng)新的平臺上成就了自己，更以實際行動續(xù)寫了當代知識分子愛國奮斗的華彩樂章。

飲水思源。今天我們宣傳西遷精神，既是感恩西遷前輩為西部科教事業(yè)和人才培養(yǎng)所作出的開創(chuàng)性、奠基性貢獻，同時也特別感謝陜西人民，不僅熱情接納了交大，為交大的建設和發(fā)展提供了人力、物資、資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和無私幫助，而且與交大師生一起，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地建起了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學。西遷的成功壯舉，證明了不僅黃浦江的水可以滋潤和養(yǎng)育交大，而且秦嶺的山、渭河的水、陜西的黃土地也能很好地滋潤和養(yǎng)育交大。今天，中國西部科技創(chuàng)新港的建設，同樣得益于陜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沒有這樣的支持，創(chuàng)新港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西遷62年，交大和陜西人民結下了深情厚誼。交大是國家的交大、人民的交大，也是陜西的交大、西安的交大。西安交大人始終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只有陜西好、西安好，交大才能發(fā)展得更好。同樣，交大發(fā)展得好，也將助力陜西發(fā)展得更好。

讓我們手牽手、心連心，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在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偉大實踐中、在推進“雙一流”建設的奮斗進程中，和全省兄弟高校一起，攜手共進、不負重托、不辱使命、砥礪奮進，續(xù)寫新的光輝篇章。 

篇二

1952年，我進入交大電機系讀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遷校時，我是年輕教師隊伍里的一員。在交大讀書、工作、退休，已度過了66個春秋。時光流逝，我已經(jīng)由一個小伙子變?yōu)?4歲的老人。

交大是一棵大樹，在黃浦江畔生長了60年，西遷扎根西安又是60多年。

回想起62年前的西遷，我仿佛回到了那個火熱的年代。當年的交大校園里，流行著一句話：“黨讓我們?nèi)ツ睦铮�我們背上行囊就去哪里�?rdquo;我們這些年輕人，寫著詩、唱著歌，手里拿著印有“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的乘車證，踏上前往西安的列車，一路高唱“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帶頭西遷的教師中，有許多是早年留學歐美、才華橫溢的“留洋”教授。許多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對他們來說，西遷意味著放棄安逸的生活，但他們都經(jīng)歷過舊中國內(nèi)憂外患的苦難，深深懂得新中國這片教書育人、科學報國的廣闊天地來之不易。他們堅定地擁護西遷、帶頭西遷，義無反顧地來到西安，把根深深扎進了黃土地。

張鴻教授是西安交大首任主管教學的副校長。西遷時，他帶著長期臥病在床的妻子和上中學的女兒來到西安。他生活十分簡樸，家庭的困難從不向人提起。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女兒在西安交大畢業(yè)時，學�？紤]到他妻子需要人照顧，就想讓他女兒留校。張鴻知道后說：“愛家首先要愛國，沒有國哪有家？青年人應該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最終還是讓女兒服從分配去了外省。他是這樣教育著子女，也是這樣感染著我們年輕一代。

電機系主任鐘兆琳教授，是我上電機學課時的老師。他在同學大會上發(fā)表講演時說“男兒志在四方”，并帶頭領唱《畢業(yè)歌》：“同學們在校是桃李芬芳，畢業(yè)后要當國家棟梁！”那時的情景，一直到今天還歷歷在目。

西遷初期，一批教師在承擔繁重教學工作的同時，為支持“兩彈一星”事業(yè)的發(fā)展，在交大迅速建起計算機、原子能、工程力學、應用數(shù)學等尖端的新專業(yè)。

朱城教授是20世紀50年代初麻省理工學院畢業(yè)的博士。西遷后，學校要他負責籌建工程力學新專業(yè)。當時條件十分艱苦，為了節(jié)省時間，他把黑板搬到家里，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工作，在較短時間內(nèi)制定出了新專業(yè)的培養(yǎng)方案、課程設置等。而他自己卻積勞成疾，獻出了年僅39歲的寶貴生命。

學科帶頭人走了，工程力學專業(yè)還要辦。唐照千等幾位青年教師勇挑重擔，迅速投身新專業(yè)的發(fā)展中。唐照千教授的父兄都是愛國實業(yè)家。1980年赴美留學期間，他二哥問他是否愿意留在美國，他的回答是：“我是國家派來進修的，當然要回去！”他把在香港的大哥給他買小轎車的錢，全部用來購買當時國內(nèi)很難買到的書籍資料、電子元器件等；他用在美國工作時積攢下的9000多美元，用來資助年輕教師出國進修。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他忍受著癌癥晚期帶來的劇烈疼痛，在病床上指導學生修改書稿，抓緊一切時間工作。為了畫好書稿里的一張圖，他花了整整兩個小時，渾身汗流不止。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通過口述，由妻子和研究生協(xié)助完成他主編的手冊和文稿，并堅定地表示：“我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去世時，他年僅52歲。唐照千在所研究的領域取得的多項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引領和開拓了國內(nèi)斷裂動力學和力學應用研究。他用生命踐行了交大西遷人對黨和國家的莊嚴承諾。

周惠久院士是金屬材料科學家。當年，年近半百的他帶著一家六口人全部西遷。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所創(chuàng)立的“多次沖擊抗力理論”是全國高校五項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又經(jīng)過20多年的努力，周老先生領導的低碳馬氏體研究項目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該成果1987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這也是西安交大獲得的第一個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校醫(yī)沈云扉老先生是上海名醫(yī)，當年已經(jīng)66歲的他是西遷群體中的最年長者。他把自己在上海徐家匯附近的小洋房送給學校當聯(lián)絡站，帶著同為校醫(yī)的侄兒、侄媳，一起投身大西北建設。至今我的耳邊還常�；仨懼�他老人家寫下的豪邁詩句：長安好，建設待支援，十萬健兒湖海氣，吳儂軟語滿街喧，何必憶江南！

這樣的故事數(shù)不清，也講不完。當時帶領我們遷校的領導和老師們，許多人已經(jīng)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愛國奮斗精神始終激勵和引領著一代代交大人扎根西部、艱苦創(chuàng)業(yè)。

交大這棵大樹在陽光下、在風雨中成長，就像是60多年前從上海同時遷來的梧桐樹一樣，根深葉茂、郁郁蔥蔥。我們的老花工胡全貴師傅，從上海到西安，為交大的綠化事業(yè)奉獻了一生，他對待花木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當他退休要回老家時，有人看到他在校園里轉了一圈又一圈，撫摸著他培育長成的梧桐樹痛哭失聲。他實在是舍不得離開這片奮斗過的黃土地啊。

回望西遷，感慨萬千。值得自豪的是，我們沒有辜負祖國和人民的期望，沒有辜負黨中央的囑托，以青春和熱血書寫了這段難忘的歷史，成為交大這棵大樹的一部分，在祖國的西部扎根、開花、結果！ 

篇三

我生于四川、長于陜西，在清華大學讀完本科和研究生后，1985年回到西安，任教于西安交大，并從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成長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我的成績得益于母校的教育和西安交通大學的培養(yǎng)。西安交大師生薪火相傳的西遷精神，激勵我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確選擇。

交通大學從黃浦江畔西遷到古城西安的傳奇故事，我上幼兒園時就聽父母講過。西遷人在祖國大西北建設的這所名校，是我兒時就向往的地方。

因為歷史原因，我只上過4年小學和一年半小學附設的初中班，沒有進過中學的校門。我不到15歲就進了建筑公司，先后當過民工、樂隊樂手和三個工種的工人，在工地挖過管道溝、鋸過大木方、開過塔吊，車過法蘭盤，也經(jīng)歷過和電影《芳華》相似的文工團生活。在當工人和樂手的近8年時間里，我自學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數(shù)理化課程，還初步自修了微積分、理論力學、電工學等大學課程。

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了清華大學，1985年研究生畢業(yè)。當我得知兒時就向往的名校西安交大要大力推進我正在從事的前沿研究后，我沒有留在北京工作，也沒有到沿海地區(qū)就職，而是選擇了到西安交大任教。母校清華大學的領導和老師們得知我要回西安工作，都非常支持我，鼓勵我為建設祖國大西北建功立業(yè)。

初到西安交大任教時，我所在的相關學科，云集了眾多享有盛譽的西遷老教授。黃席椿、沈尚賢、蔣大宗、胡保生、萬百五、羅晉生、鄭守淇，這些在教科書和文獻里看到的名字，突然間成了近在咫尺的先生。當我走近他們，感受到他們的人格魅力，了解到他們每個人都有非同尋常的家世和經(jīng)歷，而且他們都是交大西遷大軍中的中堅力量時，我對他們更是敬由心生。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電子信息科學技術逐漸成為國際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西遷的老領導和學科帶頭人高瞻遠矚，決定盡快創(chuàng)建完整的電子信息學科群，為國家培養(yǎng)急需人才。1958年，交大無線電工程系成立，迅速建設起一批新興的電子信息學科專業(yè)，培養(yǎng)了一大批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包括7位院士，為推動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和產(chǎn)業(yè)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所在的系統(tǒng)工程研究所，胡保生、萬百五兩位教授都是我國自動化和系統(tǒng)工程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胡老師是我們的老系主任和老所長。西遷前，他與母親一起生活。那時，胡老師的母親還差半年就從任教的小學退休了，但為了隨胡老師按時西遷，她放棄了退休工資，把在上海的房子轉讓給了鄰居，從上海搬到西安落戶。他學風嚴謹，為我國系統(tǒng)工程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嚴以律己、淡泊名利，多次謙讓職稱職級，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萬百五教授是我國大系統(tǒng)理論與應用領域的先驅，是我們研究室的老主任。中國自動化學會公布的60年來國內(nèi)最有影響力的15本教材，其中有2本是交大西遷人寫的，萬老師就是作者之一。萬老師是家中的獨子，他的父輩是中國卡通片的創(chuàng)始人。1958年，他剛剛過完30歲生日，便與同在交大化學系任教的愛人黃德琇老師遷往西安，把大女兒和小兒子留在上海。爺孫在上海互相照顧，先是爺爺照顧孫子孫女，孩子長大了又照顧爺爺。每次聽到萬老師談到兒女，既有愧疚，又有幸福。這就是老一代知識分子“舍小家、為大家”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

與西遷前輩成為同事之后，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差距。20世紀80年代末，我申請到了全額獎學金到美國攻讀博士。西遷前輩們?nèi)�力支持我，囑咐我早日學成回校，報效祖國。

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從事能源電力系統(tǒng)優(yōu)化方面的研究，憑借在母校清華大學和西安交大打下的基礎，很快發(fā)現(xiàn)了關鍵問題，取得了重要理論成果及每年數(shù)百萬至上千萬美元的經(jīng)濟效益，引起國際同行高度重視。

20世紀90年代，我們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開始走上快車道，但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我知道，我國西部的科教發(fā)展迫切需要我在國外學到的知識。作為祖國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我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讓祖國富強起來。西遷前輩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召喚著我回到西安交大任教。清華母校的領導和老師們希望我能回清華工作，當他們得知我的選擇時，又一次給予了我堅定的支持。

我回到西安交大后，一切從頭做起。西遷前輩胡保生、孫國基、李人厚教授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參加我的研究團隊，并舉薦我擔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和系統(tǒng)工程研究所所長。

20多年來，我學習西遷前輩們?yōu)閲�默默奉獻的精神，一直在一線從事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工作。為了配合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我開了幾門英文講授的課程。我領導研究團隊提出了能源與電力系統(tǒng)安全優(yōu)化的創(chuàng)新理論與方法，解決了多個公認難題，為我們國家能源、電力、制造等系統(tǒng)的節(jié)能減排和效率提升作出了貢獻。我們團隊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chuàng)新群體的資助。2017年，我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西遷精神，是激勵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為國為民奉獻的精神財富。我們這一代人擔負著承上啟下、傳承西遷精神的重任，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在西遷精神的激勵下，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全部力量。 

篇四

我是安徽人，西安交大是我的母校。從1997年考入西安交大到2004年出國留學，再到2011年回到交大任教至今，已經(jīng)整整21年了。說來也巧，這3個7年是我人生所經(jīng)歷的三個重要階段。

在西安交大求學的7年，是我夢想起步的7年。我本科學的是交大著名的“鍋爐”專業(yè)。別人經(jīng)常開玩笑說：“你就是一個學燒開水的。”保送碩士后，我學的是工程熱物理專業(yè)，師從郭烈錦教授。郭烈錦教授的導師是我國著名的能源動力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學俊。

作為西遷大軍中最年輕的教授，陳學俊同陳大燮、楊世銘等教授一起，將西安交大能動學院的前身——交通大學動力系完整地搬到了西安。遷校時，他把上海最繁華地段的兩間房子交給了房管局。旁人覺得惋惜，他卻說：“既然去西安，扎根西部，就不要再為房子而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計較。”

陳學俊院士最愛唱的歌是《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鼓舞了一代代學子。在他“工程報國”抱負的激勵下，我的導師郭烈錦教授也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由郭烈錦教授領銜攻關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chǎn)權的“超臨界水蒸煤”技術，被學界認為“實現(xiàn)了煤炭能源的高效、潔凈、無污染利用，這項技術必將帶來能源技術的深刻變革，為全球節(jié)能減排作出巨大貢獻”。在技術早期研發(fā)階段，就有國外著名企業(yè)財團多次聯(lián)系他，要買斷該項技術，都被導師堅定拒絕了。他說：“我研發(fā)這項技術的初心，就是要服務國家的重大需求，服務老百姓的迫切需要。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技術！”

在能動學院，還有一位熱能工程學界的“泰斗”級人物——如今年近八旬的陶文銓院士。他是動力系西遷后培養(yǎng)的第一批學生，是數(shù)值傳熱學權威。作為熱工學科的第三代領軍者，他先后獲得國家級教學名師、“黨和人民滿意的好老師”等稱號。他曾在做完白內(nèi)障手術當天就返回講臺。他的課堂總是座無虛席，以至于需要額外準備許多小馬扎來滿足聽課學生的要求，尤其是他把復雜的傳熱學原理講得深入淺出，令人叫絕。

在我碩士畢業(yè)前夕，我和愛人打算同時出國深造。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陶院士得知后，主動提出要為我們寫推薦信，他親自撰寫并且反復修改。他對于晚輩的這種關懷讓我們深受感動，每當我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感激之情便涌上心頭。

國外留學的7年，是我夢想積蓄的7年。從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再到美國哈佛醫(y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后研究，我的研究方向由生物力學拓展到多學科交叉，還在皮膚熱力學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當我把個人興趣與專業(yè)擅長緊密結合起來并踏入了國際前沿學科領域時，我自豪地感受到，中國學生的科研創(chuàng)新能力絕不亞于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生。我愛人在劍橋大學博士畢業(yè)后，進入世界500強企業(yè)成為工程師。

2011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來自母校領導的電話，誠摯邀請我回校任教。其實，在國外的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國內(nèi)的關注，也一直在討論留美還是回國的問題。正是這一通電話，讓我下定決心：母校需要我，我一定要回去！

回到母校的7年，是我夢想放飛的7年。我由衷地感謝母校的召喚，讓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確定了人生奮斗目標。在祖國西部，我們同樣可以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在西部高校，我們同樣可以從事國際一流的科研工作。

探索前所未有的領域必然要挑戰(zhàn)前所未有的難度，特別是對于細胞生物學、神經(jīng)生理學等，我是門外漢。我的第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期刊拒稿，原因是沒有人從這個角度做過研究，覺得我是“異想天開”。但即便遭到質疑，我們團隊也從未放棄。同樣是在荒地上拓土開疆，西遷老前輩能夠成為拓荒者、奠基人，我們有何不可？

我從教授重新當回“研究生”，每天工作到深夜，研讀了萬余篇國內(nèi)外相關論文并消化吸收。經(jīng)過不懈努力，我們的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國際標志性期刊上，并獲得了2015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個人的力量有限，但團隊的力量無窮。在我的引進和推薦下，麻省理工學院張曉慧博士、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劉明博士等陸續(xù)回國并加入我們團隊。5年來，我和團隊先后獲得教育部科學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獎等獎項。看到我在國內(nèi)干勁十足，我愛人也被深深感動了，她在2014年回到了西安。我們倆約定，一定要共同攜手，為祖國西部發(fā)展奉獻我們的青春力量。

在教學科研的同時，我們也關注民生，開展了致力于解決西部貧困人口慢性病、傳染病的“點滴”診斷項目，該項目檢測成本低、速度快。我們心系科普，走進中小學課堂，通過趣味實驗互動，讓西部孩子能夠接觸到最前沿的科技知識。有些孩子高中階段就來和我們做實驗，到了本科階段就在國際期刊上發(fā)表了高水平論文。

通過人生的這三個階段，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哪個年代，個人的發(fā)展一定要與國家的發(fā)展始終緊密相連。西遷老前輩扎根的黃土地，同樣是我們年輕一代創(chuàng)業(yè)奮斗的熱土。

新時代孕育新夢想，新使命激發(fā)新作為。難忘我們傳承百年的校歌《為世界之光》，我們年輕一代一定會為世界、為國家、為西部貢獻出我們的智慧與力量！ 

篇五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廣東人。2014年，我從珠江之畔來到古城西安，成為西安交大的一名學子。記得剛到學校，我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西遷精神。那些記錄著交通大學西遷歷史的一幅幅老照片，那些傳頌了半個多世紀的西遷故事，那一張張創(chuàng)造了交大西遷傳奇的鮮活面孔，深深地打動了我，也讓我不由得思考：是什么讓前輩們做出這樣的選擇？是什么支撐著這些交大人能夠“舍小家、為國家”，從繁華的大上海毅然西行？

在交大求學的幾年里，我被西遷前輩們那種胸懷大局、無私奉獻的愛國情懷深深感動。耳濡目染著身邊老師在教學、科研上發(fā)憤圖強、開拓創(chuàng)新的奮斗精神，我終于找到了答案。

管理學院教授、我國管理學科的奠基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汪應洛有一句口頭禪——“我們交大人做事，就是要站在國家的角度去考慮。”1958年，汪應洛先生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舉家西遷，成為西部建設的先行者。在此后的60年里，他與中國管理工程的教育和研究事業(yè)緊密相連。他主持完成了十余項國家重大科研課題，完善了我國管理學科的體系結構建設，推動了新中國成立第一批管理學院，為管理學科的發(fā)展和人才培養(yǎng)作出了重要貢獻。

今年，汪應洛院士已88歲高齡。在我們眼中，他仿佛從來都不知疲倦，總是撲在科研和教學一線。1994年，他在北京的一場報告會中突然發(fā)病，倒在了會場。2001年，他患了結腸癌，但是疾病并沒有擊倒這位堅強的老人。他每次住院，只要病情稍微好轉，就開始在病床上工作。汪先生用一言一行教育和引導著年輕人，感動著每一位學生。

2017年，學校組建科技扶貧博士團前往貧困山區(qū)�？吹綀竺�通知的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要像前輩們一樣，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用所學知識為那里的父老鄉(xiāng)親做點事。

帶著學校的期望與導師的囑托，我來到位于陜南的平利縣，在離縣城最遠的正陽鎮(zhèn)掛職鎮(zhèn)黨委副書記。正陽鎮(zhèn)地處秦巴山深處，閉塞落后，但是看到鄉(xiāng)親們熱情和期盼的眼神時，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在這里干出點實事來。

為了熟悉和掌握正陽鎮(zhèn)的基本情況，我和扶貧博士團的成員挨家挨戶走訪貧困家庭，和鄉(xiāng)親們嘮家常。大山里交通很不方便，很多時候要走上幾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貧困戶的家里。有時工作結束天已經(jīng)黑了，還要在山路上摸黑走上幾個小時才能回到住處。

有一次，下起了暴雨，我們要去南溪河村最遠的村小組提醒村民防范地質災害。有人勸我說：“雨這么大，太危險了，要不咱等雨小一點再去。”我猶豫了一下，但一想到村民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我咬咬牙堅持說：“走，現(xiàn)在就去！”那天，平日里3小時就能走到的地方，我們走了近5個小時。當我們滿身泥濘來到村民家中時，村民們十分意外，感動地說：“想不到現(xiàn)在的大學生這么能吃苦！”

在扶貧期間，我們還幫40余名當?shù)貙W生獲得社會資助，使他們沒有一個人因經(jīng)濟困難而輟學。當?shù)乩习傩湛吹轿覀兊恼嫘母冻觯�也更支持我們的工作了。這讓我強烈地意識到，在貧困山區(qū)，只要能得到鄉(xiāng)親們認可，任何困難我都可以克服。

正當我的第一期掛職即將結束時，鄉(xiāng)親們卻遇到了困難。因為當?shù)亟煌ú槐悖�他們辛苦種植的黑土豆和黨參等農(nóng)產(chǎn)品找不到銷路�？吹侥ㄖ�眼淚的大媽和唉聲嘆氣的大爺，我心里既著急又難過，翻來覆去地思考能為他們做點什么。

在我回來的前一天，鄉(xiāng)親們囑咐我：“舒進，正陽也是你的家，有空了常回家看看。”鄉(xiāng)親們樸實的話語讓我心里感覺沉甸甸的，我決定留下來，為鄉(xiāng)親們再做一些事。

在學校，我學的是市場營銷專業(yè)。我的導師莊貴軍教授一直教導我，做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服務社會、服務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這一次，正是我把所學專業(yè)與實踐相結合的寶貴機會。于是，我主動申請繼續(xù)參加第二期掛職扶貧工作。這一次，我掛職平利縣電子商務發(fā)展辦公室副主任。在當?shù)卣�府和干部群眾的支持下，我與西安交大科技扶貧博士團的同學們一起，聯(lián)合當?shù)厥�余家企業(yè)，組建了平利縣扶貧產(chǎn)品眾創(chuàng)聯(lián)盟，以鄉(xiāng)親們滯銷的農(nóng)產(chǎn)品為原材料，研發(fā)出15項相關的新產(chǎn)品。我們通過研發(fā)帶動產(chǎn)業(yè)發(fā)展，帶領鄉(xiāng)親們脫貧致富。

回顧自己所做的一切，我深深懂得，是西遷精神讓我們傳承了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發(fā)揮光和熱的胸襟和情懷，而我只不過是無數(shù)青年學子中的普通一員。

正是受到西遷前輩們的感召，我們年輕一代也像他們一樣，把國家裝到心里，把自己放到國家需要的地方，用奮斗一筆一畫書寫人生。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奮斗的青春最美麗。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我們要用奮斗精神，在祖國的萬里長空放飛青春夢想，以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擔當，讓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樂觀主義旗幟在心中高高飄揚。祖國的召喚和需要，永遠是我們青年學子前進的方向和追逐的夢想！ 

篇六

采訪西安交大，感悟西遷精神，對我來說，是一次彌足珍貴的體驗、一次經(jīng)久難忘的精神洗禮。從今年年初至今，在長達十個月的時間里，我數(shù)十次踏入西安交大校園，從遠去的背影到健在的身影，從長者的風范到年輕的風采，我曾反復追問，是怎樣一種力量，讓西遷前輩扎根黃土地矢志不渝？又是怎樣一種精神，感召著交大師生情系西部奉獻終生？我傾聽的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心靈的震顫使我百感交集。我有千萬條理由發(fā)出我的報道，這是來自中國西部的聲音，這是一曲愛國奮斗的禮贊。

初次走進西遷紀念館，帶給我強烈震撼的，是一件件珍貴的史料和一幅幅泛黃的老照片所串聯(lián)起的交大西遷這一段波瀾壯闊、感人至深的歷史。在這里，我看到了許多個讓人熱血沸騰的“第一”：1959年，西安交大研制成我國第一臺超短波調(diào)頻廣播設備；1970年，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光筆圖形顯示器；1978年，發(fā)明了我國第一臺渦流式測振儀；2000年，我國第一個自主知識產(chǎn)權的數(shù)字電視掃描制式轉換及視頻處理芯片在這里誕生。進入21世紀后，全息譜理論和動態(tài)定量診斷技術在這里獨創(chuàng)，應用于大型回轉機械的在線監(jiān)測和故障診斷；高性能鉬合金材料制備關鍵技術在這里發(fā)明，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掌握該技術并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化的國家；2016年，基于液態(tài)金屬電弧放電的大容量直流斷路器在這里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國際領先的性能指標；2017年，太陽能光催化制氫的多相流能質傳輸集儲與轉化理論在這里建立，進而制定出國際上首個相關標準；2018年，世界第一例“可動人工寰樞關節(jié)置換手術”在這里成功開展……

長長的“第一”列表，記錄著共和國的光榮與夢想，也鐫刻著一個個閃光的交大人的名字。熱土之上的熱血故事，讓我數(shù)度熱淚盈眶。

這些故事里，一個是我國著名電子工程技術專家沈尚賢的故事。沈先生是我國自動控制與電子工程教育的奠基者，他把“振興民族工業(yè)”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響應國家號召籌辦了工業(yè)企業(yè)電氣化專業(yè)，為在國內(nèi)自行開展研究生教育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遷校時，沈先生旗幟鮮明，堅決擁護。他不僅身體力行帶頭西遷，還動員了同是交大教師的妹妹沈德賢和在上海無線電設計行業(yè)擔任重要工作的妹夫陳國光一起，舉家西遷。在當年的西遷大軍中，像沈尚賢這樣堪稱學界泰斗的教授還有很多。他們心中都有著共同的信念：不把西部開發(fā)建設起來，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繁榮昌盛。這就是知識分子挺起的時代脊梁！

另一個是四世同堂西遷人的故事。故事中的父親叫金精，是交大機械學院的教授，今年已經(jīng)96歲了。母親叫高景孟，曾經(jīng)擔任交大幼兒園的主任。1957年春天，金精、高景孟夫婦接到西遷通知，高景孟就給未滿周歲的小女兒斷了奶，帶著5歲的大女兒坐上了開往西安的火車。到了暑假，夫婦倆回上海搬家。當時，金精的奶奶已經(jīng)80多歲了。夫婦倆征求老人的意見，問她要不要留在上海，因為對老人而言，此去可能再回不到家鄉(xiāng)了。老人家卻說：“哪里的黃土不埋人？一起去西安！”因為老人家的這句話，一個星期后，祖孫四代8口人登上了駛離上海的列車，一路向西。

還有一個是俞茂宏老教授的故事。今年9月，在陜西廣播電視臺與西安交大共同舉辦的“開學第一課——不負韶華傳承西遷精神”活動中，我有幸見到了85歲的俞教授。俞教授的家里，到處都是力學著作，擺滿了十幾個書架仍不夠用。俞教授的老伴兒因腦梗后遺癥半身癱瘓，臥病在床。俞教授從1961年到1991年，以長達30年研究得到的基礎創(chuàng)新理論研究成果，破解了世界公認的力學難題。三年前，俞教授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他將全部獎金捐贈給學校，用于設立力學學科優(yōu)秀研究生培養(yǎng)基金。兩年前，俞教授突發(fā)眼底黃斑病變，眼睛視力下降到0.25，不能閱讀，也不能寫作。但他仍不放棄著書的心愿，通過自己口述讓秘書記錄的方式繼續(xù)寫作。就在不久前，他在給關心他的愛心人士和校友的信中說：“我已85歲，有人勸我保護眼睛重要，但我之所以堅持完成這些著作，就是要把我頭腦中已經(jīng)有的研究成果貢獻給學校、貢獻給國家。”

從西遷老教授到西遷新傳人，他們代代傳承跨越了半個多世紀。西遷作為一種精神脈絡，始終是他們大寫的人生里共同的精神風標和價值追求�？梢哉f，一部西遷史，就是交大幾代人獻身祖國西部科教事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史和發(fā)憤圖強的奮斗史。

這就是交大西遷人的情懷，這就是交大西遷人的奉獻！

我和我的同事們采訪制作了西遷精神系列報道《初心不改 向西而歌》，我由衷地感動。正是這樣滿腔赤忱的愛國情懷、不屈不撓的奮斗勇氣和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感染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正是他們的奮斗，讓西遷精神扎根西部大地，茁壯成長；正是他們的奉獻，讓西遷精神在闊步前行的時代大潮中薪火相傳，生發(fā)出巨大的力量。時光如水，向西而歌，扎根黃土地的西遷精神已經(jīng)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時代精神的典范。

今天，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夢想，擔負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崇高使命，我們更需要傳承“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tǒng)、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西遷精神，在新時代建功立業(yè)，為西部發(fā)展、國家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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