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玉皇廟山門前的石坎下,有一高6米,寬1.2米,厚O.9米的方柱形石碑,色灰白,形古樸。碑頂有方形屋脊?fàn)钍,帽上還有方柱狀帽頂,頂尖呈圓錐形,略有缺損。碑通身無字,也無飾紋。故而一直被稱為“泰山無字碑”。
此碑因無字可考,不知碑立何時,立者何人,所立何因?人們一直猜測推斷,杳無定論。
清朝以前,普遍認(rèn)為此碑為秦始皇所立,立碑意在焚書。其理由是:始皇自以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承載;又焚書黜字,故所立石碑也不銘一字。持此觀點者,如明代的王在晉和張銓。王在晉有詩云:“縱教烈焰焚經(jīng)史,致使秦碑字也無”。張銓的一首七絕,至今還立于“無字碑”東側(cè),詩曰:“莽蕩天風(fēng)萬里吹,玉函金檢至今疑。袖攜五色如椽筆,來補(bǔ)秦王無字碑。”清朝乾隆皇帝也曾斷言“無字碑”是始皇所立,有他的一首打油詩為證:“本意欲焚書,立碑故無字,雖云以身先,大是不經(jīng)事!
然而,從《史記.秦始皇本紀(jì)》看,這些說法難以成立。其一,據(jù)記載,始皇所立之碑刻有文字。其二,始皇公元前219年立碑,公元前213年才焚書,他不大可能六年前就想要焚書。
清代鴻儒顧炎武,提出漢武帝立碑說。他在《山東考古志補(bǔ)錄.辨無字碑為漢碑》中論證道:《史記》記載秦始皇刻石,無不先言立石,后言刻石,“立”和“刻”都有明確記載。若始皇在泰山另立無字碑,《史記》不可能不記。而《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未說他曾“刻石”。如武帝立石又刻字,《史記》、《漢書》焉能不記?
顧炎武之說,遂成為清以后的主流觀點。郭沫若也主張此說,他1961年夏天在泰山觀日出不遇,遂作詩道:“夙興觀日出,星月在中天。飛霧嶺頭急,稠云海上旋。晨曦光晦若,東辟石巍然。摩撫碑無字,回思漢武年。”此詩也被刻成碑,樹在“無字碑”西側(cè),與張銓的詩碑左右對稱,以示兩種觀點并列。
然而人們對此說也有疑問:認(rèn)為立無字碑與漢武帝的性格大相徑庭。向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怎會立一座無字碑,而不利用這一載體刻字,為己歌功頌德呢?
石碑的秦漢之爭,從未停息。直至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當(dāng)代泰山研究學(xué)者周郢、姜豐榮、李發(fā)林諸先生重新提出了“無字碑”屬秦代遺物的觀點。
他們認(rèn)為,說“無字碑”為秦始皇立,僅是傳說,并無足夠證據(jù);說為漢武帝立,也僅是依《史記》、《后漢書》中的某幾句話推論。詳查有關(guān)史料,許多史實與顧說不符。
姜豐榮認(rèn)為,“無字碑”是秦代石闕而不是碑。首先,碑與石闕的形制區(qū)別明顯:碑由碑座、碑身兩部分組成。闕由三部分組成:下部為闕礎(chǔ),闕柱直接嵌于闕礎(chǔ)內(nèi);中部為闕柱,柱有四面,為長方形或略呈梯形;上部有頂蓋,多為屋形出脊,最頂部有頂柱石。這些特點,與“無字碑”高度吻合。其二,依據(jù)東漢初期馬第伯《封禪儀記》記載,經(jīng)實地勘測、比對,現(xiàn)在“無字碑”的位置,正是馬第伯所記載的“始皇石闕”的位置。其三,“無字碑”的形制、尺寸,與秦代其他標(biāo)志物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密切。如秦代對數(shù)字的記載都以三的倍數(shù)為基準(zhǔn),而石闕的長寬高正是三的倍數(shù)。以上三點,足以矯正過去的猜測和誤傳,證明泰山“無字碑”確是石闕,而且是秦代石闕。
姜豐榮僅為泰山管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文博研究員,他一語既出,學(xué)界矚目,令千多年來的其他觀點難以立足。由此可見,真理有時并不都在大家、名人手里。誰用心,不迷信,重科學(xué),重事實,誰距真理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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