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圣乃得真孔子》是李零寫的一本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下面是去圣乃得真孔子論文,歡迎閱讀。
去圣未必非偶像
(一)
打蒙童時代起,在我幼小心靈中,文廟與其它供奉神佛的宮廟寺觀絕對是同一類型的神圣所在;大成殿也等同于大雄寶殿或者三清殿,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也是和如來佛、太上老君一樣有無邊法力的神仙——而且他的樣貌更像普通人,不那么讓人感到可怕。雖然后來“很快”知道了孔子是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既非虛構(gòu)也沒有神力,但我始終覺得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凡人,千百年來能得到無數(shù)人的供奉和膜拜,在有需要時還虔誠向他求助,那他就是一個相當厲害的角色——厲害程度遠超那些虛構(gòu)出來的神仙鬼怪。從這一角度出發(fā),李零先生要去掉孔子身上神圣的外衣,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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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提出要去掉千百年來被加到孔子身上的圣賢、神圣的光環(huán),把孔子當作一普通人才能更好地認識、理解孔子及其思想,這點我完全贊同。本來嘛,這些勞什子“榮譽稱號”還不都是后人出于各自需要給強加上去的,夫子只不過是被神化了。但是,我覺得在這一前提下,“去圣未必非偶像”。兩層意思:“非”作動詞講,“去圣”未必要連同孔子作為“偶像”這一“功能”一并去掉;“非”作通常的“不是”講,即使孔子被去掉了神圣的光環(huán),他也未必不是,或者說依然是個不容爭辯的”偶像“。
“偶像”,“百度漢語”上有兩種釋義:1.一種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比喻人心目中具有某種神秘力量的象征物;2.一種不加批判而盲目加以崇拜的對象,特指一種傳統(tǒng)的信仰或理想。這里我們不妨狡黠地把它割裂開來,斷章取義——“偶像,一種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特指一種傳統(tǒng)的信仰或理想”。這樣就完美了。之所以要做此“技術(shù)處理”,我想要強調(diào)的是將孔子作為萬世師表、師道尊嚴的象征,以推崇尊師重教這一社會行為。有一個具象、人形的象征,總比一個抽象的符號更易為人所接受,偶像的象征力量是巨大的,推動起來也會更為得力。君不見,史上最大的“邪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按照他們不崇拜偶像的教義,每到一地就摧毀神佛雕像,摧毀文廟里的孔子牌位和塑像,由此也就和天下的廣大讀書人結(jié)下了“梁子”,以至被群起而攻之。所以說,我們還是讓孔子他老人家“退而不休”,繼續(xù)發(fā)光發(fā)熱吧,讓我們把他作為偶像來崇拜、追隨。
(三)
一直想不出一個好的標題。原來想用《掰開揉碎了好消化》,但一直不滿意——太膚淺了。對于李零先生這本書而言,只表了它的“形”卻全不達“意”——但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篇名,因為我根本沒像李零先生那樣讀懂、讀透、讀薄《論語》。書的副題“《論語》縱橫讀”,講的是內(nèi)容的編排:縱讀《論語》,講述的是相關(guān)的人物,當然重點是孔子本身;橫讀《論語》,講述的是孔子的思想,包括“仁”、“德”、“禮”、“恕”等。別無評說,書中的知識點極多,且得消化挺長時間,這里不妨羅列幾項:“《論語》的說話對象不是大眾,而是精英。他和耶穌、佛陀不一樣,根本不走群眾路線,也不是大眾 雄!保≒3)、“孔子的思想是貴族本位”(P141);“孔子的思想有系統(tǒng),但《論語》一書沒有系統(tǒng)。”(P8);“孔子問道于老子,可能是儒家要借勢于當時主流的黃老之學,是宣傳的策略!保≒31);“孔子的規(guī)矩是禮,他的自由是合乎禮,跟美國似的,守法即自由!保≒60);“孔子的復古主義,不是為了為復古而復古,就像歐洲的文藝復興,所謂復古,其實有很強的現(xiàn)實目的,借古代批判現(xiàn)實,借古代寄托理想,目的是改造社會,挽救世道人心。他是身在東周,心在西周。”(P143);“孔子的歷史知識主要來自三本古書,古代的詩經(jīng)、尚書,近現(xiàn)代的春秋。”(P143)、“孔子對中國的一大貢獻,就是保存古典文化!保≒259)
對于孔子本人,談不出更多的認識。篇末附上兩篇讀孔子傳記的記錄,算是湊湊篇幅吧。
孔子不是“圣”
孔子不是“圣”,他只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一個“人”,一個心存仁念、浩然坦蕩、教人們怎么做人的普通人。
然而普通并不代表平庸,真理之所以能夠成為真理就在于它的普遍適應性。一條言論,只有當大家都認為正確的時候,它才有了可以扎根的土壤和延伸枝葉的天空。也就是說,真理的傳播依賴群眾的共鳴。而孔夫子告訴我們的道理永遠是樸實的,它之所以受到人們的認可并且世代相傳,就是因為這些東西與我們對生活的感知相契合,從而產(chǎn)生了共鳴。而心靈的共鳴所產(chǎn)生的感化作用,就是孔子及《論語》的意義所在。在這里,之所以稱其“感化”而非“教化”,是因為“感化”是一種心靈之間的相互濡養(yǎng)和感染,而不是一顆心以仰望的姿態(tài)去乞求另一顆心的圣光沐浴?鬃铀哂械模且活w可以感化眾人的仁心,而非一顆高高在上的圣心。
孔夫子自己曾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我想這并不是孔夫子的自謙之辭,孔子不認為自己是“圣”,事實上他也不志于圣。孔子在《論語》中告訴我們的,是怎樣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怎樣做人,而非怎樣去逾越本位,想方設法超出常人。孔子是注重對內(nèi)心的求索的,他提倡不斷發(fā)現(xiàn)自我,實現(xiàn)自我,追求人本心的快樂。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边@是夫子對顏回的贊揚,同時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孔子的人生觀,即以修繕心靈為出發(fā)點,由內(nèi)而外地發(fā)展。在與學生討論理想時,孔子對學生們治國安邦的雄心壯志并不贊許,卻對曾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想法大加贊賞,這正表明孔子認為實現(xiàn)自我更重要,而非超越自我修煉成圣,我們又何苦以圣冠之?
許多人認為中華民族沒有信仰,我認為并非如此。中華民族不是沒有信仰,而是由于文化基調(diào)的不同,信仰的表面呈現(xiàn)也就與西方不同。西方信奉基督,認為人生下來就是有罪的,需要不斷贖罪來獲得神的原諒。他們把生命的主動權(quán)交給了神明,于是需要信仰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進行統(tǒng)治。中華民族自古推崇和諧共融,萬物平等,講求對社會、對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參悟,所以中華民族的“信仰”在最內(nèi)的層面上講是人們在對待生存中的各種問題時達成的一種共識。既然為共識,當然不可能由哪個人哪一天突然提出,只能經(jīng)由代代傳承、代代積累、代代豐富,逐漸形成一片精神的土壤,給每個炎黃子孫精神的營養(yǎng)。這種共識以民族為單位,于是形成了一種集體的無意識,雖不見其形卻支撐著民族的信仰,一種內(nèi)在的信仰,一種始終以低姿態(tài)與中華人民并肩齊行的信仰。它始終與人的本心共生,因此不需要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同時它的潛移默化的特點也使其無需成章成文。若想使中華民族的精神生生不息,就需要有人不斷去發(fā)掘,不斷思考,不斷通過心靈去感染他人,從而使民族精神得到整體的提升。孔夫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想,這就是孔子以及像孔子那樣的人對于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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